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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霞:大国博弈下的越南南海策略调整:东盟化与国际化

  摘要:越南借力大国博弈,在南海策略上,一方面推进东盟就南海问题形成“统一立场”,以期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应对南海争端,实现南海问题的东盟化;另一方面以法律手段、国防合作、学术交流等方式不断制造国际舆论,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拉拢域外大国介入南海问题,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尽管越南在大国之间渔利心态加重,但越南的南海策略调整是有限度的: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不会牺牲发展利益而片面追求主权利益;不会突破中越关系框架。所以,越南的南海策略调整是在一定限度内的手段和方法上的调整。

  随着亚洲,特别是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该地区吸引了全球的关注。中国的快速崛起更是带来了地区及世界范围内权力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充分地体现在围绕南海问题的大国博弈上。南海是中国战略防御的前沿阵地,“十八大”提出,中国要建立海洋强国,不仅是建立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经济,也要有能力保护国家的领土主权。美国在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也加大了对南海问题的干预力度。而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区域强国出于战略和经济等目的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南海问题。大国博弈,特别是域外大国强势介入南海问题,增加了部分南海声索国对形势误判的几率。越南不仅出现了2011年持续11周之久的全国性反华示威游行;而且在2014年的“981钻井平台事件”中,还发生了针对华商的暴力行为;针对南海“主权”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越南也持续高涨。大国博弈如何影响了越南的南海策略?越南的南海策略发生了怎样的调整?越南会不会在中美博弈中选边站?本文将在梳理越南海洋政策的基础上,着重分析越南的南海策略调整特点、内容,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 越南的海洋战略及南海策略转变

  冷战后,大国陆续撤出东南亚地区,为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时期,越南的海洋战略强调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服务于“融入国际经济”的总目标。作为一个三面环海、海岸线长达3260公里的国家,越南非常注重海洋利益。1991年,越共“七大”已把保护海洋权益、全面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置于战略高度,提出了“二十一世纪是海洋世纪”的口号。1993年5月6日,越共政治局发布关于发展海洋经济的第03-NQ/TW号决议。1996年7月,在越共“八大”上,越南首次集中强调了有关海洋相关领域发展的问题,提出了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与保障国防安全相结合的措施,明确了海洋及沿海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及战略地位。越共“八大”文件强调,“海洋及沿海地区是涉及经济、安全和国防的战略区域,具有诸多竞争优势,是我国加大国际交流、吸引外资的门户。......应大力开发海洋资源,为发展经济,保卫和行使海洋权益创造有利条件。”

  进入新世纪以来,越南进一步强调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实施海洋战略,向海洋进军,为其经济发展服务。2001年,越共“九大”将海洋经济发展与保卫海洋安全相结合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具体化,“制定海洋与海岛经济发展战略......加强水产养殖、开发与加工;油气勘探开发和提炼;发展海上运输和造船业;扩大旅游;保护环境;加大出海与行使海洋权益......经济发展与保卫海上安全紧密结合。”2006年,越共“十大”强调:“有重点地在比较优势明显的领域发展海洋经济,与保卫国防安全、国际合作相结合,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经济强国。”2007年,越共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海洋富国”的海洋战略总目标。《2011—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确立了以海洋经济区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将海洋产业占经济的比重提高到2020年的55%,目前,原油、水产品是越南的主要出口产品,海洋成为越南实现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能否确保对南海占领区的控制,不仅是越南的“主权”问题,更是越南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随着中国崛起,越南对华警惕性和防范心理加重,确保对南海“主权”的控制已成为越南海洋战略强调的重点。抓住战略机遇期,合法化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成为越南在南海的主要诉求。2006年,越南加强了与域外大国在海上石油勘探领域的合作,并于2007年在南沙群岛建立“市镇”行政体系。2009年,越南政府任命了“黄沙群岛(即我西沙群岛)主席”;2011年,越南政府在其强占的南沙群岛部分岛屿举行所谓“国会代表”选举;在南海相关海域举行海上实弹演习;在南海争议岛礁进行渔业、旅游和能源资源开发,建设战略设施等。2012年6月21日,越南国会通过《越南海洋法》,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纳入到越南“主权”和“管辖”范围内,并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律将《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的主要内容纳入立法,将发展海洋经济的原则、重点产业、规划等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成为越南落实海洋战略的法律依据。

  自美国提出“重返亚太”,特别是2009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在东盟外长会议上宣布“美国归来”后,越南的南海策略不断调整,外交活动日益活跃。2011年,越共“十一大”首次提出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外交工作的根本原则,“国家—民族利益,既是外交活动的目标,也是最高原则,是近九千万越南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四百万海外越南人的最高利益。”领土领海主权问题是国家的核心利益,这一外交根本原则的确立,无疑为越南的南海策略转变奠定了政策基础。正如越南学者所言,这一新原则的提出体现了越南保卫国家核心利益与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同时,这一新原则的提出也直接影响了越南的南海策略。越共“十一大”关于南海策略的调整可概况为南海问题的东盟化与国际化。

  在中国崛起,周边战略环境复杂演变的背景下,争取与东盟协调一致是“倍增”越南实力的最好方法。在南海争端中,越南在东盟中的地位与作用就是越南与他国关系的“优势”。为了借力东盟,实现南海问题的东盟化,越共“十一大”不仅清楚定位越南是“一个东南亚国家,一个东盟成员”,而且提出“优先与东盟发展伙伴关系”,“主动、积极、负责任地建立强大东盟共同体”,并且将东盟的外交优先等级提升至与“有共同边界的传统友好邻国”相同的地位。越南学者认为,“当前到2020年,我们的目标应当是‘维持现状’,也就是牢牢保住我们在南海现有的东西,坚决反对中国在长沙群岛(即我南沙群岛)的侵略行为”,在手段上应当“以东盟成员身份,发挥多边机制作用”,最大限度地争取利益。依托东盟,在多边外交平台上应对和解决南海争端成为越南南海策略的选择。

  为了增强其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优势,借力大国博弈,越南积极推进国防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越共“十一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要把海军现代化建设放在首要地位,不仅将“牢牢捍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补充为国家目标之一,而且明确提出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维护海洋岛屿的主权”,并将“主动加强国防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作为“国防、安全和外交”的指导方针,“融入国际”战略的重点。2013年,越共政治局发布的第22-NQ/TW号决议明确提出,“主动积极参加多边机制”,“有效开外部资源,制定和落实与保卫祖国、确保安全新思维相符的国防安全融入战略”。拉多国介入,加强与大国间的安全合作,对中国施加压力,是越南南海策略调整的明确目标。为应对“南海局势的复杂演变”,越共“十二大”经反复讨论,在“牢牢捍卫国家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前面加了“坚决、坚持”,体现了越南对维护其南海既得利益的坚定态度。

  随着大国在南海地区的博弈加剧,越南已将依托东盟,以及多边机制下的“国际合作”作为其应对南海问题的重要渠道,并努力将其政策化、制度化和法律化。越南所谓南海问题的“国际合作”,其实质即是推动南海问题的东盟化和国际化。

二、 越南力促南海问题的东盟化

  自1995年加入东盟以来,越南一直致力于南海问题的东盟化,以加大其在南海争端谈判中的筹码。但东盟各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呈现多元化。越南学者将东盟国家关于南海问题的立场大致分为五类:一是柬埔寨与缅甸,支持中国观点(尽管缅甸政局正在改变,可能会影响到其外交政策);二是菲律宾,与中国存在直接争端,同时又是美国的同盟,在南海问题上采取相对强硬的政策;三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虽存在海上争端,但程度低(新加坡与中国没有海上争端,但与美国关系亲密),他们不赞成中国立场,但也不愿坚决反对,以避免影响与中国的关系;四是老挝、泰国,两国忌讳牵扯进海上争端问题,他们只关心与中国的经贸利益,对南海问题漠不关心;五是越南,越南是东盟国家中最特殊的国家,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争议最大,同时也是与中国有传统友好关系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也就是说,东盟各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在解决办法上自然也各有各的考虑与打算,很难达成一致。但越南认为,东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有利于增强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谈判实力与国际影响力。这与越南加入东盟时的安全考虑相一致,“加入东盟后,南海问题将从双边问题变成中国与东盟的多边问题”,这样,就把越南的国家安全与整个东南亚地区安全融合在了一起。所以,在南海问题上借东盟之力,或以东盟之名巩固和增强自身实力,是越南始终坚持的战略路线。

  鉴于东盟各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分歧,越南采取慎重、灵活的处理方式,持续不断地推动越南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为了能促成东盟在这一问题上的统一立场,越南首先积极处理与东盟内部相关国家的主权争端。

  20世纪90年代,越南相继与马来西亚签订了《重叠区资源共同开发合作协定》;与泰国、马来西亚签订了《大陆架重叠区共同开采油气合作协定》;与菲律宾签订了《南海基本应对九原则协定》;与泰国签订了《泰国湾重叠区划界协定》等,奠定了最终形成《南海各方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以下简称COC)的基础。其次,越南有意加强与其他声索国的联合与协调,特别是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协调。2006年,越南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设立了海军热线,加强军事领域交流。2014年,越南总理阮晋勇(Nguyen Tan Dung)出访菲律宾,与阿基诺三世(Benigno Aquino III)就“两国重大发展方向达成重要共识”,并制定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程。最后,越南不断敦促其他东盟成员国加强对南海区域安全的重视,争取它们在立场上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争取印尼、老挝等与越南有外交传统的国家。

  美国宣布“重返东南亚”为越南有效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大国在南海地区的博弈加剧,持续不断的军事演习与区域国家的军备竞赛之势,使东盟对区域安全的担忧加剧。越南利用各种东盟场合将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为视为“地区安全威胁”,突出和强调区域“冲突”的可能,并将南海问题作为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中的主要障碍,呼吁东盟在南海问题上持“统一立场”。越南国防部国防战略院副院长阮红军少将称,“中国图谋军事控制东海(即我南海)的国际航道,以阻断美国在该区域的影响,......中国欲以综合实力胁迫东盟在东海问题上让步,企图将东海纳入中国的利益范围,达到独占南海的目的”,警醒东盟各国认清中国的战略手段和目的。2010年,越南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之机,把南海问题列为第16届东盟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以试探各方态度。同年,越南成功地将美国和俄罗斯拉入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简称EAS)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Plus,简称ADMM-Plus或ADMM+),形成以东盟为中心、笼络大国参与的多边机制,加强东盟在管控南海问题上的领导力与机制建设。2011年7月27日,在越南国内持续发生全国性反华示威游行、中越南海矛盾上升之际,越南在河内召开了东盟成员国海军司令会议,首次正式讨论南海的安全形势。越南海军司令阮文献在会上呼吁东盟各国应当加强海军合作,保卫海上安全。2012年,时值中国与东盟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the Declaration on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以下简称DOC)十周年之际,越南积极推动东盟与中国达成COC协议,并在东盟内部形成了《东盟关于COC必要内容的观点材料》,为与中国谈判COC奠定了基础。

  借助美国强势介入后的大国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越南促进了南海问题的东盟化。在2009年第16届东盟地区论坛(ASEANRegional Forum,以下简称ARF)上,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员支持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和“航海自由”立场,但到第17、18届ARF时,已有过半的成员支持,到2012年的第19届ARF时,28个成员中的25个都在发言中提到南海问题。东盟学者称,“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对于东盟各国是一个现实的灾难,东盟推行COC失败以及2012年柬埔寨东盟外长会议未能通过《共同宣言》,都是中国对东盟实施‘切香肠’战略的明证”。2014年5月10日,中越“981钻井平台事件”发生后不久,在缅甸召开的第47届东盟外长会议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最后一致同意就当前南海局势以东盟外长名义发表四点重要宣言。尽管宣言只是重复原有原则,并没有实质内容,但越南副外长范光荣认为意义重大。他认为,会议从9点开始一直到14点结束,而且这是自1995年以来,东盟外长会议就某一具体热点问题单独发表宣言,所以表明了“东盟不仅重视这一问题,而且已形成了统一立场”。新加坡外长尚穆根(Shunmugam Jayakumar)也表示,“在南海局势紧张之时,东盟不能保持沉默。”澳大利亚国防大学越南问题专家卡莱尔·塞耶(Carlyle A. Thayer)分析认为,“宣言的发表表明,与之前相比,东盟领导人在南海问题上达成了更高的一致性”。尽管东盟在南海问题上仍存在诸多矛盾,但东盟已将南海问题视为建设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重点,确保全面落实DOC也成为东盟14个优先目标之一。

  越南在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的同时,也注重借力东盟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对于越南,多边主义(尤其是作为东盟成员)是保障其自身安全的一个有力武器,但是多边主义是由强大双边支撑的,正如越美关系在处理南海问题中的作用。东盟在越南的南海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平台作用,但东盟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需要大国,特别是中美的支持与认可。所以,越南在力促东盟成员国形成“统一立场”的同时,呼吁东盟以航海、航空安全和自由为名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主动创建南海问题的多边机制,争取域外大国与国际社会的支持。

三、 越南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

  众所周知,南海不仅资源丰富,而且是连接印度洋与西太平洋最短的航海线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当前中国崛起,国际体系加速转型的背景下,无论是美国、日本对南海的重视,还是印度、俄罗斯等在南海的利益捆绑,背后多少都隐含着对中国的战略疑虑。越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即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海战略意图的不信任,才致力于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利用国际舆论和域外大国向中国施加压力,以提升越南自身在南海争端中的实力与地位。可以说,正是大国在地区的博弈,为越南提供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可能与条件。

  通过法律、学术、侨务等手段,越南不断就南海问题制造国际舆论。借助国际法和国际规制,加强国际社会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已成为越南南海策略的一个重要特点。越南利用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关注,极力将越南渔民塑造成为南海的“受害者”,“中方在黄沙海域加强巡逻,驱逐越南渔民,甚至采取暴力行为,危及渔民性命,使得越南渔民担忧害怕,不敢出海作业”;“越南渔船遭到中国渔政船的控制,中方人员使用电棒相威胁,并将船只拖往附近海域”。这样的报道在越南主流媒体上随处可见,特别是在中国宣布实施伏季休渔或在南海合法勘探开采考察时。此类报道还往往配有渔民凄苦的图片及表述,充分利用弱者优势博取国际同情。而据知情者透露,越南政府存在组织和资助南海海域渔民蓄意滋事的事实。同时,越南学者认为,在当前国际社会不断公开化和透明化的背景下,越南作为一个中小国家,应当充分参与国际机制,运用国际法等手段保护自身权益。2009年,越南成立了越南律师协会,隶属于祖国阵线,主要政治任务就是研究海洋及海岛的法理依据,保卫国家主权。同年5月6日,越南和马来西亚向联合国联合提交了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随后越南还单独提交了“划界案”,声称对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越南还与菲律宾等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南海断续线不断提出质疑,并加强在争议区域的执法巡逻和油气开采活动。2014年,在“981钻井平台事件”中,为了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进一步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5月20日和6月5日,越南两次致函联合国,并同时向常驻日内瓦的其他国际组织、各国媒体等发函,反对中国在其声称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设置钻井平台,诬告中国侵犯其“主权”。2014年12月,不顾中方的警告,越南向国际仲裁法庭表达了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希望法庭关注“越南的法律权益”,给出公正、客观的判决。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出来后,越南认为这是首次通过仲裁机构解决南海争端的法律努力,具有重大意义。越南国际法专家认为,“尽管此案并不能解决主权归属问题,只是理清有关海上相关法律问题,但该案的确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反响,值得越南借鉴”。越南律师黄玉焦甚至呼吁,“为了从法理上阻止中国单方面宣布扩大填造区域的经济专属区,越南应当像菲律宾一样起诉中国。”

  学术活动和海外越侨是越南保持南海问题国际关注度的重要渠道。2009年,越南外交部下属院校外交学院成立了“东海研究中心”,11月27日,外交学院与越南律师协会共同主办了有22个国家、50多位学者和官员参加的首届“东海国际研讨会”,以学术途径为南海问题国际化制造舆论。目前,该国际研讨会已举办六届,影响力不断扩大。以民间非政府组织名义出现的“东海研究基金会”,以资助和推动越南国内南海研究成果国际化为已任,利用基金会成员的社会影响力提升南海问题的国际关注度。同时,越南还发动和组织海外越侨,以海外越侨团体名义,在当地国组织示威游行、举办展览和座谈会、签署“请愿书”等,以声援祖国“保卫海岛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为争取海外越侨在“保卫海岛”中的理解与支持,越南曾邀请有反共思想的越侨参加南沙工作考察团,亲眼见证政府保卫海岛“主权”所做的工作。

  通过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合作,越南不断拉拢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事务。越南学者认为,如何维护越南的南海“主权”并不完全取决于越中两国的实力对比,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和未来东亚的格局。因此,越南不断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以期加大自己在南海争端中胜算的机会。2013年,越美确立“全面伙伴关系”,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访美演讲时直言:“针对变化中的地区和世界局势,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大国有责任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如‘东海’问题。”越南学者也呼吁,区域内国家应与美国加强双边与多边国防安全合作,为美国的“重返东南亚”创造有利条件,以防御和制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近年来,军事国防领域的国际化合作,既是越南融入国际的重点领域,也是其与大国合作,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重要手段。美国是越南加强国防合作的重点合作国家。2015年,越美签署《越美国防关系联合愿景声明》,为未来两国国防合作打下基础;2016年,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访越,并宣布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令。尽管出于各种因素,购买美国武器对于越南而言并非易事,但越南学者认为,美国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不仅具有政治、外交等象征意义,更具有安全意义,这是越南与美国军事国防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此外,越南与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等区域强国针对南海问题不断协调立场。随着中日在东海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激化,越南与日本之间针对南海问题的合作不断加强。2010年,自首次“越日战略对话”在越南河内召开,两国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后,越日又签署了《越日军事合作备忘录》、《海洋战略安保协议》等,促进和深化了日本与越南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日本指责中国“试图以实力改变现状”,明确支持南海地区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俄罗斯作为越南武器装备的主要提供国,在南海问题国际化背景下,也加强了与越南在能源安全、国防战略领域的合作。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SIPRI)的数据,2011—2015年,越南进口武器的93%来自俄罗斯,军舰和潜艇占进口武器总额的44%,战斗机占37%;2016年,越南向俄订购的6艘基洛级柴电静音潜艇全部交付越南海军,将可能部署在南海南部,形成“潜艇伏击区”。通过与越南开展战略对话,签署防务谅解备忘录等,印度加强了其“东向”战略部署,视之为实现其大国战略追求和安全利益的重要一环,通过与越南的国防战略合作,“印度海军以访越为由经常出现在南中国海海域”。

  除双边机制外,越南还通过东盟主导的多边机制加强与域外大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与协调。2008—2009年,越南担任ARF副主席期间,不仅提出自己的安全倡议,而且积极改革ARF机制、健全组织结构、提高合作效果。2010年,作为ARF主席国,越南主动加强ARF在区域敏感政治安全问题中的作用,有力推动东盟南海相关声索国与域外大国在ARF框架下的交流与合作。为推动东盟与域外大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2010年10月11—12日,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在河内召开。该机制其实就是国防领域的“10+8”合作,是东盟各国国防部长与8个东盟对话伙伴国国防部长间的开放性论坛,包括了美、中、俄、日、印等国家,以讨论地区安全问题。通过创立向外部伙伴国扩展的东盟政治安全新机制,越南不仅增强了其在东盟政治安全领域的影响力,而且实现了通过多边机制使南海问题国际化的目标。随着南海问题逐渐成为多边安全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香格里拉对话等)的热门话题,南海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使得原本就错综复杂的南海问题呈现出利益多元化、冲突尖锐化的特点。

四、 展望

  大国博弈加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与紧张化,为越南调整其南海策略提供了可能,一定程度上也为越南在大国之间渔利创造了条件。但是,越南的南海策略调整是有限度的,不可能突破以下三点:(1)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越共“十一大”提出的国家—民族利益原则包括两层含义,即越共政权利益和包含海内外越南民族在内的民族利益。选择中美任何一方都不符合越南的国家-民族利益,只有与中美既合作又斗争,在中美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才最有利于其国家—民族利益。尽管越南与中国就南海问题的外交斗争表现激烈,但两国之间的合作仍发挥基础性作用。比如,2011年越南国内连续发生反华示威游行后,越南总书记阮富仲访华签署了《关于指导解决两国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2014年出现针对华商的暴力行为后,越南派特使黎鸿英访华协调等。越南与美国之间围绕南海问题的政治与国防合作虽然表现热络,但其斗争的一面仍不可忽视。比如,越共“十一大”、“十二大”决议仍将来自“外部的敌对势力‘和平演变’,企图利用民主、人权暴力颠覆政权”等作为国家重点应对的危机。所以,越南的南海策略与其外交战略是一致的,即遵循大国等距离外交原则,既不会依赖中国,也不会倒向美国,而是在两国之间寻求平衡。(2)不会牺牲发展利益而片面追求主权利益。越南当前的国家利益仍以发展利益为重,在主权利益没有遭受重大侵犯时,不会以牺牲发展利益追求所谓南海“主权”利益。2013年越共《关于融入国际的政治局第22-NQ/TW号决议》明确指出,“当前,我国最重要任务是:成功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迅速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同时满足捍卫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新要求,维持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是越共执政合法性与社会安定的来源和基础,越南不会以发展为代价谋求南海“主权”。(3)不会突破中越关系框架。越南将在中越关系的大背景下寻求南海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会违背中越关系发展的大局。中越之间存在着诸多共同利益,越南对中国有多层次的利益需求,南海争端只是中越关系中的一个方面。所以,尽管越南的南海策略注重强调其东盟成员身份,呼吁运用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热衷于制造国际舆论,拉拢域外大国介入,但其南海争端解决方案的选择将会放在中越关系大背景之下谨慎权衡,而不会置中越关系大局于不顾。

  未来,在南海问题上,大国博弈仍将是影响越南南海策略的重要因素。越南的渔利心态与行为仍会普遍存在,但随着中美等大国博弈重点的转变,越南在南海策略上将会平衡斗争与合作两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一方面,越南仍将致力于推动东盟的“统一立场”,利用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建设加强其在东盟安全合作中的主导作用;继续运用法律、学术、越侨等手段,保持国际舆论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加强与域外大国在双边和多边机制下的军事国防合作,加大南海问题的国际化程度。另一方面,越南将会充分发挥与中国之间多渠道、高级别沟通机制的优势,在南海问题的协调对话中争取主动,主导有利于区域和平、地区发展的趋势。这不仅有助于维护南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且也将极大提升越南在东盟以及国际社会中的威信与地位。近期,越南总理阮春福访华,多次重申中越传统友谊“无比珍贵”,强调南海问题“不排除冲突,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合作的成功”,就体现了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合作、发展的一面。

  作者: 李春霞,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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