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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玛丽·斯劳特:默克尔不会是“自由世界领袖”

  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今年6月初宣布他将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后,政治学家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在Twitter上发布推文称:“这一天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成为自由世界领袖的日子。”默克尔在本月早些时候主持20国集团(G20)汉堡峰会,并认清了我们必须共同塑造这个相互紧密联系的世界的现实,她强调,德国选择“平结”作为本届G20峰会的标识,“因为这寓意汉堡的航海历史”(汉堡是一个伟大的贸易城市),还因为“拉力越大,它(平结)就越有用和结实”。

  如果我们试着设想德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议程的制定者、外交斡旋者和军事行动执行者(特朗普拒绝扮演的角色),一个更深刻的真理马上变得明显。默克尔或者其他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只能通过接受不同的领导形式引领G20:赋予各个组织权力,为解决特定问题承担并落实集体责任。

  这种集体领导能力被称为“系统领导”,因为参与者明白他们是如何在一个互相关联的体系中联系在一起,也明白他们必须在一个复杂问题的各个维度上通力合作。

  在发表于2015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上的《系统领导力的曙光》(The Dawn of System Leadership)一文中,几位作者把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视为终极的“系统领导者”,认为他能够“实现集体领导;他以各种大大小小的手段进行干预,旨在将一个分化的国家的各个残余部分团结到一起,集体面对它们共同的挑战”。

  成功的系统领导人表现出3种核心能力。这位领导人必须能够超越自身所在组织(或国家)的视野,识别出所有造成复杂问题的不同因素。第二是能够促进“共同反思”、推动“富有建设性的谈话”。第三,这位系统领导人了解如何“将重点从被动的解决问题转向共同创造未来”。

  参与者不能在产生这个问题的系统内部来回讨价还价,他们必须能够设想,接着共同致力于创造更好的系统,让很多不同的个人和组织分享领导权。

  如果这听起来有点儿“新纪元”(New Age)的味道,请考虑其对“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及其姊妹组织、目前在全球40个国家开展工作的“为所有人而教”(Teach for All)的影响。“为所有人而教”的创始人和现任CEO温迪•科普(Wendy Kopp)认为,改善全球教育的最佳途径是“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去培养多样化的领导者”。目标不是培养教师,而是造就领导者——他们通过教学进入教育领域,但逐渐意识到对结果产生影响的所有不同因素,并在他们能够干预时采取行动。

  慈善家杰弗里•沃克(Jeffrey Walker)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和运用“制度变革慈善”的原则。“想到解决一个社会问题的好主意仅仅是个开头,”他写道,“你还需要确定合作对象,他们要能帮你把创新构想转化为真正的解决方案。”例如,打击现代奴隶制的努力需要“政府机构、跨国公司、企业、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NGO)之间的复杂合作” 。

  三个主要资助者共同出资创建了一支基金,该基金吸引了更多捐助者,目前向在印度和尼泊尔等国家实地工作的100多个非政府组织提供支持。他们放弃了“信贷与控制权”,换取了更大的影响力。

  那么全球系统领导层会是什么样子? 这意味着政府要与公民、公司、慈善机构等参与者共享空间。各国政府或政府间组织——G20成员国和其他国家组成的“有意者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将携手国际组织、市长、州长、基金会、商业领袖、大学、研究机构、倡导者和活动人士,设计出针对某个特定全球问题的系统。

  目标是什么?不是就某个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就一个更好的世界可能呈现何种面貌达成共识——使联合国在教育、健康、粮食、水或其他挑战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之一变得具体。接着,系统领导人将行动起来,在多个层面赋予集体领导者权力、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并衡量结果。

  由某一个人充当“自由世界领导人”的想法,很快将真正变得非常过时。

  作者: 安玛丽·斯劳特,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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