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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国:特朗普政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特朗普政权如何定位亚太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如何改变美国的亚太政策的方向、如何塑造亚太秩序问题,事实上已成为影响乃至解决亚太地区诸多问题方程式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变数。在奥巴马政权的“政治遗产”中,“重返亚太”政策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是最具有“奥巴马特色”的战略。特朗普政权对这一政策的态度,不但涉及再平衡战略的命运,也涉及他对“亚太”的战略定位,更涉及对美国霸权的思考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亚太治理方式的再调整。因而,特朗普不论是维持、调整,还是放弃、重构当前的亚太战略,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亚太治理方式、方法的变革问题,而是一个关乎“美国霸权逻辑”和战略理念转变或转向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在东亚日益崛起、美国相对衰落,以及国际权力转移大势所趋的情势下,美国的亚太政策及战略已成为检验美国霸权维持战略的试金石、透视美国总体战略调适的风向标。

一、 “特朗普现象”:美国孤立主义的回归与再生

  2016年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竞选的候选人之初,就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孤立主义的“担忧”。特朗普竞选的成功,更使这种担忧持续“发酵”。

  (一)三种层次的“特朗普现象”

  “特朗普现象”原本是对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在共和党候选人中异军突起现象的一种表述,以此说明美国社会、政党政策以及意识形态变化所表现出的“另类”性、异质性的特征。然而,特朗普的竞选成功却使这种“另类”性、异质性意识迅速成为世人眼中的某种“普遍性”。这种意识的转变也使“特朗普现象”从一开始针对共和党、特朗普本人,扩展为针对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的再认识,从而使这种现象“升华”为另一种“特朗普现象”。非但如此,在英国脱欧、美国内向化的大背景下,特朗普的成功当选,已成为2016年的另一个“黑天鹅事件”“特朗普现象”已经不只停留于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生态中,它本身又成为人们重新思考美国与世界、世界与美国关系形态的一种方式。“特朗普现象”与“黑天鹅事件”的深度重合,使得人们对特朗普政权下的美国和美国战略的转变充满了些许未知和忧虑。

  三种“特朗普现象”或者说“特朗普现象”的三个维度,折射出美国大选以及美国政权交替对美国与世界关系程度各异的影响。但不论从哪一个层面来说,特朗普所主张的“美国第一”本身就是奉行孤立主义政策最明显的标识。早在特朗普被提名为共和党竞选人之初,一些国家就意识到“特朗普要使美国重返孤立主义”。不过,这种担忧只局限于对特朗普本人以及共和党的特朗普支持层。此后,随着特朗普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人们对美国孤立主义的担忧也逐渐加重,但总体上都认为特朗普本人的特性以及其政策的特质不会获得美国选民的支持,尽管有所担忧但都有“隔岸观火”式的超然处之的“自信”。这时间,对特朗普本人及其政策的批评、批判,事实上旨在于警示美国民众不要选择秉持孤立主义的特朗普。大多数人都认为,“不选择特朗普、不选择孤立主义”应是这个“世界霸主”美国和有着“天然使命感”的美国民众,以及基于所谓“上帝选民”治下的“山巅之国”政治合法性“计算”而得出的“必然结果”。多数人都认为,这只是特朗普自身的政策特性,即便有一定的支持基础,但并不能改变什么。孤立主义有它存在的土壤,但更多地反映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层面,不可能成为美国主导性的指导理念。由此反向推理美国的孤立主义路线“不切实际”,这也就决定了特朗普不可能成功。这种思维,事实上成为预测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的一种“定式”。不但外国评论者这样认识,美国的一些政策人士也这样认识。在美国55家权威媒体中,只有两家看好特朗普。而在有些国家的预测中,绝大多数都认为希拉里“大胜”特朗普“绝不是一星半点”。由此可见,“特朗普现象”打破并超越了人们所谓的“常识”,是名副其实的“黑天鹅事件”。

  (二)三种所谓的政治“常识”

  特朗普竞选的成功,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以上所说的这个“常识”。这至少要从以下三个维度或层面来看:

  第一,关于特朗普的“常识”。从特朗普个人经历、特性、竞选政策主张看,他本身介于“常识”与“非常识”之间。“常识”之处在于成功的商人参与美国“金钱政治”之中并依靠其资本、资金的支持、依靠其商业成功的“示范效应”、依赖其在大众媒体的传播中累积“人气”而获得成功,这在美国政治、总统竞选中属于“常识”。缺少这些,没有哪一个竞选人会成功。但问题在于,特朗普张扬个性以及类似“特朗普大学”那种商业机会主义的方式,在战后竞选人中绝对属于“异类”。而且,特朗普没有政治生涯的经历、缺乏所谓“政治世家”式的背景,他凭借“没有其他任何竞选人比得上的‘政治不正确’尺度”和“彻底改写共和党的定义”的唐吉坷德式的竞选策略成功登顶,这绝对是“非常识”的。不过,反而观之,既然美国的体制允许这样的人物成为候选人,共和党的政纲允许这样的代表诞生、美国社会变革呼唤这样的“英雄人物”出现,这也就决定了特朗普本人既不是绝对地被排除于所谓的政治“常识”之外,又非完全地置于这种政治“常识”之中。

  第二,关于“特朗普现象”的“常识”。这一所谓的“现象”,从最初开始就是从特朗普本人个性的视角而非其政策主张的视角来定义的。在精英的视野中,“特朗普现象”这个概念背后隐含有这样“常识”性的“共识”:尽管美国对外政策中“美国第一”式的孤立主义“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却很实用;但是,特朗普却未必这样,他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绝对不会成为美国总统。时至今日重新思考这一概念才发现,从一开始人们就戴着“有色眼镜”走进了一个误区。人们简单地认为:孤立主义行不通、特朗普个性决定他的竞选不会成功 最后两者相加的结果是特朗普政权下的美国孤立主义也绝不可能。直至特朗普当选,人们还在纠结于特朗普的个性、成功的“不可思议”问题上,并没有对“特朗普现象”重新思考。如果回顾美国总统大选,1993年克林顿打着“国内优先”的旗帜,高喊着“笨蛋!是经济。”的口号进入白宫,这种政策主张恰恰与今天的特朗普“美国第一”、“让美国变得更强大”异曲同工。从这种意义上说,特朗普用希拉里丈夫的策略击败了希拉里。2004年总统选举小布什则以“道德牌”战胜了克里的“经济牌”,仍是超出许多人的想象。2008年奥巴马打着“变革”的旗帜,喊着“撤军”、“结束反恐战”、“让美国(军)人回家”的口号战胜麦凯恩,仍压倒了对“有色人种总统”可能存在的“政治正确性”的质疑。那么,为何唯独特朗普被置于“现象”位置,且在竞选成功后仍被揪着不放呢。可以说,这本身就是“非常识”。归根结底,这是许多人用所谓的“非常识”性“常识”来看特朗普本身政策的合理性的“常识”,并夸大了特朗普本人个性的“非常识”而造成的必然结果。

  第三,关于美国政治及其对外政策的“常识”。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的《常识》一书是美国政治的经典之作,是塑造美国精神、确立美国独立立国之根本的奠基之作。《常识》一书的精髓就在于为独立革命时期美国确立了“美国道路”。此后,美国建国之初的孤立主义政策、二战前的“中立主义”政策、二战中及其后的结盟政策、二战后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等,都相继成为一个又一个美国的“常识”。2016年,当特朗普打出“美国第一”标识后,对美国孤立主义回潮的担忧悄然增长。此后,在特朗普强调“若当选总统,我的外交政策将大大不同于二战后的共和党传统”、“等我上台后这一切就会改变”、“我们与对手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将美国列在第一位,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将成为我们的信条”、“应用‘美国主义’取代‘全球主义’”之后,人们才发现令人“担忧”的不只是美国回归孤立主义,他要变革的是美国二战后的体制安排、挑战的是共和党的传统,矛头指向的是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似已根深蒂固的“常识”。

  从《常识》来看今天的所谓“常识”就会发现,对特朗普的众多非议反映出人们对美国的“矛盾心态”。一些人虽然对特朗普的政策心存担忧,但又乐观地认为他的竞选政策与施政政策会有所区别,美国政治体制会限制或规范“总统特朗普”的行为;一些国家对美国重返孤立主义心存芥蒂,但同样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保持警惕;一些盟友担心特朗普会改变对盟国的政策,但同样不希望美国过多干预盟国事务;西方一些国家对特朗普要改变战后安排持有戒心,但同样不希望美国像战后初期那样行事。因此,对特朗普的批评和批判实质上聚焦于两个核心问题上:一个是如何看待美国的霸权,另一个是如何评价特朗普政权下的“美国道路”。众多的美国盟友之所以对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反应敏感,就在于他们不希望美国“超级霸权”,但却寄希望美国继续“领导世界”,认为维持战后的国际机制安排(包括联盟政策)才是“美国道路”的最基本的常识,而特朗普可能会改变这一道路。从这样的视角看,大多数的特朗普批评者,尤其是美国的盟友们更将维持战后体制的“惯性”、习惯或遵从“美国的世界领导”当作了一个“常识”。

  (三)三种关于特朗普重返孤立主义的争论

  特朗普是否会使美国回归或重返孤立主义,已成为持续争论的焦点。从当前的各种议论看,有这样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特朗普就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他的政策必然会使美国重新回到孤立主义的道路上。吉迪恩·拉赫曼指出:“孤立主义是特朗普思维中固有的倾向”;怀特指出:“特朗普拥有一套连贯一致的世界观”、“如果‘孤立主义者’这个单词有意义的话,他就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虽然特朗普本质上是一个一贯的民族主义者……但他内心深处更是一个孤立主义者”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特朗普就是要改变美国罗斯福以来的政策和战略,将在“美国国内优先”(America First)的旗帜下减少美国的国际参与,从而对国际和平和稳定造成冲击。

  另一种观点认为,特朗普即便有孤立主义倾向,但美国绝对不会重返孤立主义。“现实国际主义”的代表人物亨利·基辛格指出:“美国不可能有‘新孤立主义’的选项。这只不过是在不了解外交政策的人之间流传的一种幻想。”;佐利克指出:“特朗普这个习惯逐笔处理交易的谈判家,可能倾向于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外交政策”、“正如所有总统一样。他们对危机的应对必须体现出美国利益和领导力的战略框架”。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不论特朗普本人倾向如何,作为候选人的特朗普和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在确定“美国道路”问题上会倾向于传统的战略轨道。重返孤立主义,既不是特朗普的固有思想,更不是当今美国的理想选择。

  第三种观点认为特朗普既非“完全的孤立主义者”,也非“完全的国际主义者”。因此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也有人认为他是重商主义者、贸易保护主义者等等,不一而足。持这种观点人认为“特朗普对外交政策的态度更像是混乱的即兴发挥,而不像是战略思维。关于其策略的最大问题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关乎过程,而非政策。”因此,正如基辛格指出的那样,特朗普“并没有提出世界观”。曾成功预测小布什政策的美国心理分析师麦克亚当斯(DanP.McAdams)指出:“特朗普表现出一种人们预计美国总统绝对不会存在的性格轮廓”他“决策风格会像20世纪70年代早期尼克松和他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国际事务中所展现出的精明现实政治风格,模拟尼克松政府丝毫不留情面的国内政策”,不过他“似乎具有类似的强硬与战略实用主义立场但冷静与理智看来永远也不适合他”,更“可能会为获得丰厚回报而孤注一掷,而回报就是竞选口号说的那样,让美国重新伟大”。

  从上述争论来看,特朗普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因而他的政策也成为争议的核心;特朗普具有争议的政策倾向,又决定了他必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总统。在“特朗普与谁最像”的议论中,他的名字被与那些“消除了人们对于‘可接受政治’限定”的人物,如休伊·朗(HueyLong)、罗斯·佩罗(RossPerot)、珀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等人联系在一起;也被与美国历史上的那些倡导有争议政策的人物,如20世纪30年代的考格林神父(Father Coughlin)、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50年代的乔·麦卡锡(Joe Mc Carthy)、60年代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等人相提并论;更与被称为“民粹主义者”的现英国独立党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等人相类比。这样的议论,总体上反映出对特朗普孤立主义政策倾向深层次的担忧和对美国战略方向转变的极大忧虑。这种忧虑的潜台词就是:“害怕的不是敌人的战略 而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四)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与现实孤立主义

  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种政策,它“既可追溯到这个国家的地缘战略位置——这个国家因两个大洋而一直与其他列强基本隔离 也可追溯到它的建国之父们的愿望那里——即美国的政治实践不应该因参与欧洲权力政治平衡而被腐蚀”;作为一种战略,它“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执行时间最长的大战略。除了几次短暂的例外,孤立主义战略从1789年到1947年一直垄断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历史上,美国的对外政策呈现出这样的模式:“在不加选择地远离权力政治观与同样不加区分国际主义或全球主义两端之间钟摆似地摇摆”。这种两极摇摆的“精神分裂症式”方法,体现出美国战略“避实就虚”(Strength-through-Weakness)的实用原则,但“这两个极端有共同的意图,即避免受来自国外麻烦的威胁”。

  美国传统孤立主义有四条基本原则:第一条是外交和军事“不结盟”原则。这一原则的初衷是为阻止美国卷入欧洲的冲突,避免参与联盟带来的危险,而不是要求美国不参与国际事务;第二条是外交全力维护美国国家主权的独立地位和政治文化发展不受外来影响的环境。第三条是强调美国单方面行动的自主权。第四条是坚持美国不得参与国外的战争。这些原则,又建立在这样的几种信念基础上:一是相信美国以外发生的事情对美国不构成军事威胁;二是相信美国军事力量若不发动战争的话不可能影响国际环境;三是相信不值得为达到塑造国际环境的目的冒发动战争的代价和风险。这些原则和信念,成为孤立主义的基本信条。二战后,尽管新孤立主义取代了传统的孤立主义成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思想,但不论是保守派新孤立主义还是自由派新孤立主义,都将“相信美国具有战略免疫力(strategic immunity)、相信经济发达不需要投放军事力量,以及认为美国海外军事冒险会耗尽自身能量”等作为共同的理论基础。不同之处仅体现在:保守派新孤立主义认为应将军事力量作为其实现外交目标的必要的基础和后盾;自由派新孤立主义则强调应遵循“外交政策从国内政策开始”的信条,有选择地规范和评估必要军事力量的限度。

  尽管孤立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但在文化和商业上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孤立主义不是“闭关锁国”式的与世隔绝,也不是“自给自足”式的自我满足;孤立主义不等同于不使用武力,而是避免无节制、无原则的军事介入;孤立主义不是限制美国的行为、束缚美国的影响,而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持美国的行动自由、最大限度地维持美国道义至高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说,孤立主义战略是一种“单边主义”战略,是一种“袖手旁观”战略;作为战略的一种延伸,它与“有选择的干预”战略和“离岸平衡”战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战后新孤立主义的消长与美国霸权地位的消长是紧密相连的。作为世界的霸权国,“美国不只是一个仗势欺人的强大国家——尽管它确实如此。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支配地位还体现在语言、观念以及影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s)上。广泛的制度联系使美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密切联系,并提供了一种原始的治理体系(aprimitive governance system)”。美国依靠这种“制度霸权”维持着美国的优势地位收到了与战前孤立主义战略同样的效果。但是,战后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霸主地位遭遇到目标与手段、义务与资源间紧张关系的挑战。从而使美国大战略争论一直聚焦在是确保霸权地位的绝对性还是相对性、是美国支配还是美国领导、是以维护国际霸权秩序为重心还是以美国国内需求为重心的问题上。在不同时期,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评估、对美国利益的界定以及对美国威胁来源认识的变化,都使美国不断地在新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立场间摸索和调适可行的战略。

  从20世纪70年代美国战略的收缩、90年代美国国内经济优先的选择等来看,现今特朗普的崛起以及孤立主义的倾向并非“史无前例”。之所以特朗普广受非议,原因在于他可能会挑战并瓦解自罗斯福时代美国创建的国际秩序、要改造共和党的政治信条,并可能要重塑美国霸权的逻辑。这直接触及了一个根本性问题:要不要继续维护美国霸权。因此,不论孤立主义者还是国际主义者,都对他的政策予以批评。怀特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和平和稳定的冲击将会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罗伯特·卡根称“他的目标是以美国为先,这意味着长达70年的美国世界秩序更加接近终结”;福山则更进一步认为“不仅对美国政治而言标志着一个分水岭,对整个世界秩序也是如此。我们似乎正进入一个新的民粹民族主义时代”。西方这些权威学者从“历史的终结”到美国“霸权终结”的断言,充分地表明他们对“霸权缺失”的忧虑与恐惧,以至于无法摆脱依赖霸权的情结。从整个世界秩序的转变看,特朗普现象并非是美国“独特”的现象,英国脱欧、欧洲民粹民族主义的泛滥等都在悄然改变着对秩序的定义。特朗普现阶段的政策主张也并不意味着完完全全地“回归”传统的美国孤立主义,或许如卡根所言的那样:他可能“重返国家唯我主义——以狭隘得多的方式定义美国利益 不愿参与世界事务。换句话来说,美国或许会再次开始像一个‘正常国家’那样行事”。但是。即便是这个“正常国家”,也对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霸权惯性思维”构成了挑战。从这一点上说,特朗普的冲击还仅仅是一个开端。

二、 “特朗普冲击”与美国亚太政策理念的转变

  特朗普政权的诞生,使“特朗普现象”向“特朗普冲击”转化成为现实。特朗普政权的建立,不但对美国社会,也对美国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盟友、对于地区主要大国的政策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特朗普的个人特性和政策特性使得这场争论的焦点正从美国政策自身向美国霸权、世界秩序的方向转化,其影响也从美国“外溢”到盟国、地区和全球范围。这需要重新来界定“特朗普冲击”、深度透析“特朗普的政策理念”乃至框定“特朗普主义”的范畴。唯有如此,才能对美国亚太政策转变的广度和深度管窥一斑。

  (一)“特朗普冲击”与美国亚太思维范式的转换

  特朗普政权能否像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政府一样,重新思考“亚洲和太平洋”地位问题,战略性地改变亚洲战略的惯性,已经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从战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争论看,每一次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都会带来对亚太政策的重新思考。从特朗普主张重新思考盟友之于美国的贡献、重新评价TPP协议对美国的作用,以及重新定位与亚太主要大国关系等来看,特朗普政权不但要重新定位奥巴马时期美国的亚太政策,而且要基于美国国际权势的变化、遵循“美国第一”的原则,重新思考自身政策与战后美国亚太政策的连续性和断裂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尽管特朗普尚没有明确且清晰的亚太政策“路线图”,但“特朗普冲击”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征兆。

  “特朗普冲击”的第一波已经启动,“美国第一”成为思考美国亚太霸权和亚太政策的基础,这是一种思考范式的转变。冷战后克林顿政权的“经济优先”政策是对里根与布什时代军事扩张政策所做的调整。其理念是建立在“冷战的终结”以及“历史的终结”基础上,其所依赖的是美国“一超”的地位。美国注意到“太平洋边缘国家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中心”的基本现实,因而强调“美国必须再一次向西看,要看一下西边的亚洲、西边的太平洋的未来”。在此基础上,美国三次修订东亚战略报告,重新定位美国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政策。小布什政权的亚太政策是建立在对美国权势从“单极时刻”向“单极时代”转变这一基本认识上的,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日益明显,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实现“绝对的安全”、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成为美国战略的核心。由此,维持美国“持久的安全承诺”并防范“潜在竞争者”,确保和强化美国亚太的“主导地位”成为美国的优先目标和首要任务。奥巴马政权的“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政策,是建立在对小布什的单边主义战略和金融危机后美国战略地位的再评估基础上的。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旨在于借助“东亚崛起”和亚太“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势能,改变美国相对衰落的颓势,助推美国“太平洋世纪”目标的实现。

  特朗普政权的亚太政策理念与上述三个政权可能都不同,它不是“由外及内”而是“由内及外”地思考美国的战略。也就是说,三届政府尽管都是基于“美国利益”来推行亚太政策的,但确保“美国首要地位”是最大最根本的利益。因此,他们都以“霸权美国”或“美国霸权”为基础来界定利益,从而将主导欧亚大棋局和防范地区大国崛起作为美国战略利益。与之不同的是,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是从“普通美国”出发来界定美国利益的,“霸权”这种方式成为衡量美国是否“获益”的内容。也就是说,战后的美国习惯性地认为“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对美国霸权的“侵蚀”或挑战是对美国利益的损害。因此,战后美国传统的认识是:“霸权”是一种好的“获益”方式,尽管不断面临各种挑战和威胁,这种“制度霸权”能够“以较少的付出,获得较多的回报”。但是,特朗普的成功无疑还原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不只充当世界霸主这一种获益方式,孤立主义战略的历史远远长于美国霸权战略的历史。在孤立主义者看来,美国地位的相对衰落不在于“霸权地位”的高低,而在于“霸权”这种形式本身;“美国霸权”症结在于:“不是获益得太少,而是付出得太多”。

  尽管特朗普政权不会放弃美国的霸主地位,但可能会调整或改变美国对“霸权”的思维方式。从其在竞选期批评美国的盟友“免费搭车”,要求日韩承担全部驻军费用、承担防卫美国义务,乃至可能会允许韩国核武装等言论看,特朗普政权可能会重新诠释美国霸权下的“联盟义务”,变更对这一机制的认识。这对于日韩来说,可能是比“尼克松冲击”更大的一场冲击。

  (二)特朗普的理念:欧洲优先还是亚洲优先?

  特朗普政权将战略重心置于欧洲还是亚洲,这将决定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命运,反之亦然,美国对这一政策的态度,将反映出美国战略重心的变化。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将是“特朗普冲击”的第二波。

  “美国第一”或“美国国内优先”是特朗普的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无限地收缩。历史表明,在美国的外交中,“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是两项相辅相成而非相互抵触的原则”。事实上,孤立主义不是对世界的排斥,而是主要表明一种信念,即美国可以在寻求自己合法利益的同时,既不损害自己的价值观,又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大国令人讨厌的关注。”特朗普政权下的美国仍会保持这样的传统,这是美国战后霸权的惯性使然也是特朗普“让美国更强大”的动机使然。因此,特朗普政权面临的最重要的战略选择就是如何重新定义太平洋与大西洋之于美国的战略优先位置。

  尽管有人称,“美国国内欧洲优先论者和亚洲优先论者之间的争论,在冷战时期已经毫无意义,在今天仍然如此。两者都必须优先。”但是,“两者优先”更像是一种口号,而不是政策。事实上,在美国战后70多年的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将战略重心置于欧洲而非亚洲。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政府推行缓和战略,重新思考“亚洲和太平洋的地位”,并发表了“新亚洲政策”的三项原则,这被称为“关岛主义”或“尼克松主义”,反映出了美国战略向亚太地区倾斜的倾向。不过,直至2009年美国“重返亚太”,才真正意义上体现出美国战略的转变。对于特朗普来说,问题恰恰出现在这个“重返”上。众所周知,美国战后对于欧洲秉持着“美国进来,德国趴下,俄国出去”的方略,塑造了大西洋联盟,助推了欧洲一体化。如果美国的“重返”战略仍具有这种志向的话,考验的恰恰是美国的能力、特朗普的信念、美国人的耐心。即便美国把“中国崛起”看作是70年前的“苏联威胁”,特朗普政权下的美国有没有这种实力、有没有战后初期美国领导人的意志、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渐进地处理等,都是一个问题。如果“重返”只是一种战略“试错”的话,改变或放弃它很容易,但如何面对一个崛起的亚洲仍需要一种战略性的框架,置之不理绝不是合理的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欧洲优先还是亚洲优先”的老问题仍是特朗普的新问题。

  从孤立主义政策的特性和共和党的传统看,“欧洲优先还是亚洲优先”的问题可能会被“有选择的优先”所取代。孤立主义包含这样两个突出的心态:“相信美国能够在经济上与世界保持联系,而在政治上则置身其外;相信扩大美国影响是一个思想健全的人都不能反对的平和而自然的过程。”因此,声称“要使美国更强大”的特朗普可能会采取“按菜单点菜”式的灵活方式,来确立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战略重心。而共和党注重双边而非多边的传统,也决定了特朗普政权对于宏大的地区议程的关心度不高。尽管欧、亚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决定了“同美国自动地、本能地把自己看作大西洋联盟的一员一样,现在美国也要学会自动地、本能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亚洲—太平洋国家”,但特朗普可能会更重视同欧洲的传统纽带联系,更重视从亚洲增长中寻求切实的获利。

  (三)“特朗普主义”:重新“规制”亚太?

  现在谈“特朗普主义”不是为时过早,而是为时太早。但美国是一个喜欢“宣言”、善用“主义”的国家。战后的总统,从罗斯福到奥巴马,几乎每个总统都有自己的“主义”。“特朗普主义”也许是迟早的事情。“特朗普主义”可能会成为“特朗普冲击”的第三波。

  从特朗普的个性和对特朗普政权的争论看,特朗普可能是最容易“生产”所谓“主义”的总统。特朗普没有“政治世家”的背景和经历,可能会更模糊,但也可能会更多元。从这样的视角看,作为特朗普竞选时外交政策智囊的理查德·哈斯所倡导的“规制主义”,可能会成为“特朗普主义”的理论基础。特朗普竞选时对外政策的诸多言论,与哈斯“规制主义”所倡导的极其相似。另外,哈斯的“规制主义”本身就是美国对外政策中“霸权主义、孤立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组合和混合。他强调:“对外政策中多项原则混合在一起最好的概括就是‘规制’”,“规制主义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包含有威尔逊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并把它们与现实主义糅和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综合概念’。”哈斯的“规制主义”是建立在“失规制”(deregulation)时代的认识基础上的。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它包括大国的兴衰、无数小规模的冲突、财富的大转移、利弊并存的新技术的出现等。”。他认为,在国际失规制(in⁃ternational deregulation)的情况下,美国应运用防务、情报、对外援助和外交等四个基本工具为基础的多种政策工具,应对两种类型的挑战:困难角色(difficult actors)和困难局势(difficultsitu⁃ations),充当“治安官”(国家)召集“警察”(国家)应对威胁。

  对于哈斯的“规制主义”战略,基辛格认为,这表明“美国能够制定出既能保护我们利益,又尊重我们局限性的对外政策”;约瑟夫·奈认为,他提出了“一种能够取代遏制理论的对外政策”;霍尔布鲁克认为,它描述了美国“寻求介于接触与孤立之间的平衡点的过程。”从这些权威人士的评价看,哈斯的“规制主义”对美国合理战略的探寻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不过,最应该指出的是,“规制主义”本身是一个多元性的原则和战略它认为“新孤立主义不明智、霸权主义行不通、经济主义既狭隘又错误”。因此,主张美国充当“治安官”、“召集人或执法者”的世界角色,而非战后的一贯的“警察国家”角色。这种多元理论,对于既没有从政经历又没有外交经历,且精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特朗普来说,既具有包容性,又具有灵活性,从而具有可操作性。虽然不能说哈斯的“规制主义”就一定成为“特朗普主义”的基础。但从特朗普多样且似乎又矛盾的政策和其个性看,一种混合性的、包容性、多元的概念框架,可能最能够体现他的思想,最容易成为他的所谓“主义”的东西。

  从这样的视角看,美国对亚太政策的理念也必然是多种元素复合的政策形态。也就是说,可能会更灵活,更根据美国具体的需求、更根据情势的发展来灵活选择策略。尽管维持在这一地区优势地位的目标不会动摇,但使美国政策更具弹性,行动更富灵活性,以及减少对美国“麻烦的威胁”等将成为美国制定政策的理念原则。

三、 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政权的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如果要问特朗普是否会改变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话,那么,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变”将是特朗普的一个既定战略。因为目前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既不符合特朗普的理念,也不符合共和党的理念,还不符合他们对美国资源与目的的评估。

  (一)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认识误区

  许多人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会变,原因在与美国的大战略的持久性。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论断,我认为根源在于他们对这一战略的理解有偏差,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误区。这种误区表现为以下几种:

  第一,认为这一战略只是针对中国,或者“中国崛起”的。有些人认为这是美国针对中国崛起以及中美可能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所作出的安排。这实际是一个错误。美国既没有这样的好心,也没有那么高尚。如果美国真这样考虑,美国会选择更理想、更富直接性的“G2”方式,而不是平衡中国。这一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一个结果,也是对“东亚崛起”所做出的安排。美国有直接针对中国的意图,但对于日本、俄罗斯等大国、东南亚的一些小国都有“平衡”的动机。如果认为只针对中国,自然会得出“只要中国不断崛起,美国就会持续平衡”的必然结论。但问题在于,美国不只有“战略平衡”这一种方式。还存在也许更温和的,也许更极端的方式。

  第二,认为这一战略只是“军事性的”或大战略层次的平衡。其实,2009年“重返”政策开始至正式定位于“再平衡”的奥巴马第一任期,美国侧重于军事手段。但奥巴马连任后的第一转变就是将其扩展为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多层次的平衡。其中,TPP问题是明确的经济再平衡的一部分,且是核心部分。特朗普目前虽没有提“放弃亚太再平衡”,但已经对退出TPP、修改许多贸易协定等问题做出了回应。这些本身就是对“再平衡”战略的转变。一些人仅从军事态势不会大变化而推导出的“不变”结论,难免会以偏概全。

  第三,认为“再平衡”是美国长期的战略。这种观点认为亚太地位的重要性决定了“再平衡”战略的长期性。这也是一个误区。首先,美国不只“再平衡”一种手段或政策;其次,“再平衡”战略的效果并不明显;再次,即便这是类似美国欧洲战略那样的大战略,这一战略仍取决于美国的实力、意图、意志和耐心。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今的美国与战后初期的美国已经大相径庭。最后,这一战略取决于美国和亚太“两个变化”的较量。即便美国执意进行,也取决于许多非确定性的因素,美国缺乏独断专行的条件和环境。

  第四,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转变乃至放弃,就意味着美国收缩或退出。其实,美国历届政府都有不同的战略,美国的全球战略也在不断变化,亚太再平衡战略只是奥巴马政府的标志性政策。放弃它,也不完全意味美国就退缩了。美国也可能会出台更具进攻性的战略,也可能会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战略。

  (二)特朗普政权亚太再平衡战略转变的方向

  从特朗普的竞选政策和现行政策看,对这一战略的转变可能存在这样的几种选择。具体地说:

1. 可能会放弃“再平衡”的战略框架。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框架是多元的、多边的,这在更倾向于双边主义或单边主义的共和党和特朗普看来,目标并不明确且相互影响。因此,可能会保留其中最符合自己战略的部分,如军事再平衡的一些举措。但这种放弃并不意味着美国从“重返”转向“退出”,非但如此,特朗普政权可能会继续伸张“继续重返”的战略意义。

2. 可能会重新加强美国的亚太“联盟网络”,来预防转变带来的“误判”。美国民主党倾向于扩展联盟,强化美国亚太盟国间的网络联系;而共和党倾向于强化双边联盟的功能,维持美国为中心的“辐辏体系”。因此,特朗普政权可能会对主要盟国关系继续强化,鼓励乃至强迫盟友加大对美国的“盟国贡献度”。

3. 可能会继续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基地再编和军力态势调整。美国为不造成战略转变带来的“权力真空”,可能会强化军事威慑、前沿部署态势和灵活反应能力为核心的军事存在态势。以更具进攻性的军事态势,消除亚太总体战略收缩所带来的负效应。

4. 可能会在退出TPP后强化双边经贸关系的重构。这包括强化双边FTA战略、有针对性地强化保护主义措施等。可能会在贸易逆差、汇率,以及军售等问题上重新确定新政策。日本在特朗普上台前通过了TPP的关联法案,可能有向美国施压的考虑。但是,美国外交的一个信条就是“不要让小的盟国来决定大国的政策”。面对这种“胁迫”,美国不可能根据日本通过与否来改变政策,根据的自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5.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总体平衡或均衡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从目前的态势看,美国更强倾向于“英国式的均衡”——离岸平衡战略,而对“俾斯麦式的均衡”——参与到中心进行平衡,有所顾忌。根据“美国第一”的理念可能会在那些有可能损害美国利益和声誉的问题上,采取“轻脚印战略”(Light-Footed Approach)——有限度地回避而在那些直接危及美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采取更为直接且强势的介入战略。总体上,特朗普的战略可能会摇摆在“离岸平衡”(或“袖手旁观”)与“选择性干预”战略之间。

6. 可能会使美国的战略关注重心从纷杂的全球性问题(如恐怖主义威胁),转向针对传统大国的威胁上来。这可能意味着美国战后传统战略的复归,尽管时代不同。虽然说特朗普政权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改善,但反过来也意味着对俄罗斯更加注意。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大国化等,也可能成为美国战略关注的重点。

  总而言之,“特朗普现象”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特朗普冲击”不是一个短暂的冲击。美国战略的变化多大程度影响亚太以及世界秩序,虽然仍充满未知,但已经初现端倪。2016年的两个“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打破了人们的“常识”,2017年除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选举外,还有多少打破“常识”的事发生,也是未知。特朗普政权刚刚起航,许多政策仍不明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能改变前任的亚太战略,但却改变不了“美国是亚太国家”这一身份认同,美国的变化会极大地影响这一地区。特朗普政权的诞生更像是一把“双刃剑”,使所有国家都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而且机遇与挑战平分秋色。对于地区各国来说,与这个打破了“常识”的特朗普政权“交往”,首先需要的也是打破“常识”,而后是“适应”变化,接下来需要渐进地“摸石头过河”,最后才可能在互动中寻找和构建新的“常识”。

  注释:略

  作者: 张玉国,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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