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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阳:APEC北京峰会临近 中国亚太新战略致力增信释疑

  随着APEC北京峰会日益临近,世界更加瞩目亚太。亚太和平发展稳定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就是亚太地区战略互信缺失,而究其原因,则是美国与日本对中国崛起惶恐不安,竭力维持由其主导的亚太旧秩序,美日两国的消极影响与中国的“正能量”形成了鲜明对照。
 
  首先,中美互信仍然不足责任在美,美国霸权心态致使其对华疑虑使坏增多,其“亚太再平衡”更企图在中国周边喧宾夺主。
 
  2014年,美国不顾国际热点多发高发,继续强推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致使亚太和平发展阴影增多,中美战略互信止步不前,中美关系风波不断。
 
  随着中国崛起加快重塑亚太格局,美国顽固谋求“亚太主导权”越来越行不通,其自以为高明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实属不智,如不及早改弦更张,势必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战略败笔”,该战略至少存在四大缺陷与误区:
 
  一是严重误判乃至刻意曲解中国的亚太战略意图,错误认为中国主办“亚信”峰会和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在“排挤美国”。其实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无意称霸,压根就没想过要取代美国所谓的“领导地位”;
 
  二是费劲“围堵”中国代价太高,显然不是财政拮据、捉襟见肘的美国所能承受,更何况中美两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美国损人不利己,如损害中国也终将损害美国自身;
 
  三是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客观上被诸多世界其他地区的危机所掣肘,难以全力“聚焦”中国,美国如硬要“转向”亚太,其结果势必是顾此失彼;
 
  四是暗藏巨大风险。美国投机取巧,极力利用中国与某些邻国的海洋争端,强化美日等双边军事同盟,竭力扶持日本、菲律宾等盟友,大搞“以邻制华”,同时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趁机向亚太倾销军火、企图发军火财。美国与日本于2014年4月25日发表“联合声明”,声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中国领土钓鱼岛,在“东海防空识别区”与南海争端等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公然冒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自以为得计,却不知其利用盟友的同时也在被盟友利用,美国为对付中国而纵容日本“右倾化”,放纵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可谓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安倍野心勃勃,不仅否认二战日本侵略历史,而且不满日本长期受制于美国,美国现在姑息养奸,终将养虎遗患,不仅要为安倍的对华冒险行径来“埋单”,乃至被迫卷入日本与中国的海洋争端,甚至可能日后被“正常化”了的日本反咬一口,美国的“如意算盘”其实是得不偿失。
 
  与美国将中国作为对手的主观臆断相反,客观上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要远大于利益冲突与矛盾。西方媒体热衷炒作所谓“老大”与“老二”之间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其实不然,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仍远逊于美国,美国对中国崛起大可不必过虑。美国不应无谓地防范与压制中国,而应携手中国,共同面对亚太以及其他地区热点,共同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
 
  其次,中日互信严重匮乏责任在日,日本对华不满不服,其右倾化逆流危害亚太。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罔顾国内外质疑反对,顽固走否定二战侵略历史并争当军事政治大国的“右倾化”邪路,执迷不悟、倒行逆施:在2013年底悍然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近期又否认承认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开展所谓“地球仪外交”,满世界地拉帮结派,处心积虑对抗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顽固否认存在争议,强化军事部署,大搞所谓“夺岛演习”;霸蛮解禁“集体自卫权”,企图通过“支援与配合美军”以对外使用武力,极力篡改和平宪法。
 
  透过表象看本质,安倍对华躁动的症结在于日本对中国崛起既不安、更不服,其不服有三:一是对二战战败不服,错误认为自己是输给了美国的原子弹,而不是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二是对经济总量于2010年被中国赶超不服,不愿从GDP总量的世界第二降为第三;三是对东亚与国际影响力被中国赶超不服,妄想成为安理会新常任理事国,在亚太“远交近攻”,妄图“围堵”中国。
 
  执迷于右倾化的日本已成中国乃至亚太和平发展的重大挑战,中日战略竞争趋于持久化激烈化。对于日本当局的倒行逆施与冥顽不化,中国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包括在钓鱼岛海域进行常态化“维权”巡航,反复敲打坚持错误历史认识的日本当局。
 
  再次,习近平亚太新战略致力增信释疑,中国和平发展成为力促亚太安宁的“正能量”。
 
  在APEC北京峰会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外长王毅于10月29日发表题为《北京APEC:中国准备好了!》的演讲,指出习主席新外交呈现“三个更加积极”:“更加积极有为”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更加积极主动”地把中国机遇与世界机遇相互转化,“更加积极进取”地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并强调这“三个更加积极”正是中国亚太外交政策的基本取向。
 
  习主席亚太新战略内涵有三,即建设“三个新亚太”:
 
  一是“和平稳定的新亚太”,包括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探索不同类型大国间不冲突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交往模式;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期望构建符合本地区需要,为各国普遍接受,同时具有开放、稳定特征的安全合作架构;推动热点问题和平解决,坚定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支持阿富汗推进和平重建进程;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依据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通过和平协商方式妥善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争议。
 
  二是“合作繁荣的新亚太”,包括不断深化同亚太国家的互利合作,一道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亚太作为“走出去”的重点方向,积极鼓励中国企业对亚太国家扩大投资;与地区国家开展防灾减灾合作,携手应对地震、海啸、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等各种突发挑战。
 
  三是“开放包容的新亚太”,包括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欢迎“域外国家”在本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一系列重大对外合作构想,进一步完善亚太区域合作网络,为亚太持久繁荣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展望未来,增进亚太地区战略互信任重道远,其关键则是美日两国顺应时代潮流,及早改进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和平发展相向而行。
 
  (陈向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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