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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奇琦: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主义与中国

  摘要:世界主义的核心是人的自由流动与公平正义。西方自由世界主义是一种以清晰的宗教文化为边界的世界主义。作为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人工智能对世界主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人工智能又为世界主义的实现带来了全球性整合终结以及大公司垄断的风险。人工智能观念具有悲观的宿命论,因此,西方学者往往将人工智能的颠覆性影响视为末世论的另一种表现。从中国传统出发,我们应当倡导开放的世界主义,其中包含逐级推进、多力共存、相互合作、自力更生等要素。中国学者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将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带进人工智能时代,为人类的全球治理开辟新的可能。

  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中国逐渐出现了关于世界主义的深度讨论和研究。在此之前,关于世界主义的讨论大多在西方学术界展开。然而,尽管西方的世界主义研究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学术流派和丰富的成果,但由于其建立在西方基督教知识的基础之上,因而在学理上和实践上都面临诸多困难。这些困难在人工智能时代显得更为明显。本文从世界主义的源流和本质出发,考察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世界主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从学理上分析了西方世界主义的悲观本质及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困境,最后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提出了克服世界主义难题的新观念。

1 世界主义的源流与实质

  西方世界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就用“我是一个世界公民”(Iamacitizen of the world)来表达其世界主义情怀。当然,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不把自己的归属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城邦。这一时期的世界主义,基本上可以被定义为古代帝国的世界主义。古代帝国大多将自己看成世界的中心,并具有向外扩张的趋势。

  比如,罗马帝国就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由此可见,在交通和通讯等技术极不发达的古代世界,能够在广大范围内思考世界的问题是何等可贵。由于基督教的观念本身就是世界主义的,因此基督教的兴起提供了以宗教为核心的世界主义蓝本。譬如,在基督徒看来,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他们看来,人们无论从属于哪个种族、庄园、国家,只要信上帝,就可以结成兄弟姐妹关系。

  此外,中世纪的教皇和教会的力量强化了世界主义观念的传播。教皇作为整个欧洲秩序的主宰者,与封建主之间结成了联盟关系。封建主通过向教皇缴纳赋税来表达对教皇权力的遵从,教皇则以上帝之名赋予封建主以权力,作为合法性的认证。在基督教的理念中,世界是上帝的领地,而世界上的人民都是上帝的子民。因此,子民在上帝的领地内流动,也是自然之意。然而,在中世纪也形成了大量的行会制度和封建制度来限制人的流动。所以,尽管就本质而言,基督教是拥抱世界主义的,但是由于教会统治和封建统治的需要,世界主义所表达的人的自由流动观念并没有得到有效传播。

  近代以来兴起的全球化运动是一种新的世界主义运动,其背后的力量是摆脱宗教统治和资本主义运动的结合。基督教在中世纪的统治长达千年,这段历史被后人描绘为“黑暗时代”,由此可见当时基督教统治的苛刻程度。基督教不仅利用“什一税”等财税手段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控制,而且还对人们的精神进行严密控制。

  因此,近代的启蒙之所以贯之以科学、自由和民主的名义,其根本原因是希望摆脱基督教对人在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控制。西方政治哲学恰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兴起。因此,西方近代的哲学家主要从事两类工作:一类是以基督教的精神和要义来构建一个仿照其精神的世俗世界。

  例如,托马斯·霍布斯就以利维坦之名,将基督教领域中的主权者即上帝替换成主权国家的君主,构建一个尘世版的主权者。此外,启蒙哲学的另一思想要义是自由,其主流思想流派也被冠以自由主义之名,目的就是通过构建和发掘人的主体性,摆脱基督教对人的控制。这种运动与资本家群体的兴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在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后,这一全球化运动以商品流动为基础,同时辅之以文化、资本和人的流动,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

  近代西方世界主义的本质是流动。这种自由流动一开始是为反抗基督教统治,但随着传教士力量在流动过程中的凸显,这种流动便与基督教的力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侵入,往往采取这样一种模式:首先用坚船利炮打开他国大门,通过订立商品、贸易的协议框架,使其商品可以大量进入非西方国家,并通过货物贸易,以较低廉的成本获取原材料;随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派遣大量传教士。

  这些传教士首先以医院、学校为中心展开工作,帮助非西方落后国家解决一些医疗、疾病等问题,并试图提高他们的识字率。事实上,这种行为最终为整个西方价值观的输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模式实际上也是西方近代以来推进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模式。西方商品和文化的介入,改变了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状况,同时也以巨大的力量将非西方国家卷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

  世界主义的核心是人的自由流动与公平正义。世界主义首先就意味着人的自由流动。流动是人的天性,也是获取生存机会的一种自然行为选择。一个人在某个地方长期定居,就会形成一定的社会网络和结构,这有利于保障其自身利益。但是,一旦开始迁徙,人们原有的社会网络就会被割断。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将离开传统社会网络的人称为“赤裸的生命”。其含义是,迁徙人原有的社会网络一旦不复存在,其在原先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力也都将被剥夺掉,这就是流动的代价。世界主义的第二个要义是要保障人们在流动的基础上享有公平正义。例如,一个非法移民进入一个陌生国家之后,其非法身份会使他的权利得不到保障。阿甘本提出“赤裸的生命”这一概念的目的,就是希望唤醒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从而使人们在流动过程中也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

2 西方世界主义的基督教本质及其限度

  西方的世界主义可以被概括为自由世界主义。西方世界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以自由为核心逐步展开,其要义是推动人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这种逻辑有其正确性与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不足。西方的自由主义所奉行的是个体主义原则,它主张赋予每个个体一系列的权利,而个体则通过运用这些权利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

  这一逻辑看似完美,但最大的弊病就在于对流动权利的叙述是不完整的。任何权利都是一种社会关系,需要背后有共同体的力量加以支撑才能得以实现,否则将成为空洞的口号。阿甘本将民族国家的身份与出身联系在一起,认为Nation与Nascere(诞生,tobeborn)是同一词源。这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中也有所体现。譬如,美国在考虑外国公民入籍时,根据出生地原则,一个人只要出生在美国境内,就可以取得美国国籍,获得美国公民资格,而不考虑其父母的国籍。

  汉娜·阿伦特对这一问题也有深刻的论述。阿伦特认为,西方的人权观念是空洞无力的,要保障人权必须以国家作为基础。自由世界主义的内核建立在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尽管自由主义是在抗拒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并没有摆脱基督教的影响,且这种影响以一种世俗的精神重生。例如,霍布斯用国王替代主权者,而卢梭用人民替代国王这个主权者的地位。尽管这些思想家用更为现代或科学的概念来概括这些现象,但其精神实质却仍然是宗教性的。因此,卡尔·施米特认为,西方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是政治神学,“现代国家理论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然而,自由世界主义最大的困难恰恰与基督教的本质有关。

  一方面,基督教文化有其世界主义的本质面向。例如,在基督教看来,信教群众不论是否身处同一个国家,都将彼此看成兄弟姐妹。这种理念正好与世界主义精神相契合。另一方面,这种理念的问题在于它的前提是人们信仰基督教,所以这种文化在面对异教群众时就会产生冲突。例如,一个基督教信众在看待信仰其他宗教的信众或不信教的群众时就会出现这种矛盾,因为基督教具有强烈的一神教主张,并且这种主张的边界十分清晰。在边界之内,信仰基督教的人亲如兄弟姐妹。基督教信众对于不信仰基督教的人持有两种态度:一方面,通过长期的传教将不信教的群众改造为基督徒;另一方面,对于在长期互动之后仍然不信基督教的人,他们就明确将其标识为异教徒。历史上基督徒在对待异教徒的问题上发生过许多冲突,最典型的是“十字军”东征。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在法律的约束下,基督徒虽然不再使用暴力的方式对待异教徒,但往往会与异教徒之间形成鲜明的隔阂。当某些异教徒的行为与基督徒差异较大时,这种异教徒的标签则会表现得更加强烈,最终导致文化冲突,甚至升级为暴力冲突。因此,西方的自由世界主义是一种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世界主义,或者说是一种有边界的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以清晰的宗教文化为边界,具有明确的指向,即包含谁或排斥谁。这种世界主义仍然存在朋友与敌人、友爱与仇恨的划分。这一点也植根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之中,施米特对此有深刻的论述,即政治就是分清敌我。

3 世界主义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机会与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为世界主义的实践带来了许多新机会,同时也提出了更多挑战。人工智能的本质是一轮新的技术革命。这种技术革命对整体社会的进步具有推动意义。马克思关于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的推动有深刻论述。中国领导人则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革命,铁路和蒸汽船只的运用使得长距离交通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全球化的兴起和世界的沟通交流。

  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主义与技术革命具有共生性。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力革命,人类进入电气时代和内燃机时代。电灯的出现增加了学习和工作时间,这对于提升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大有裨益。只有更多的人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人们才能用理性来思考,减少文化偏见导致的冲突和不信任。收音机、广播、电报的出现则带来通讯革命,使得人们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交流。内燃机与电气革命则大大增强了人类的运输能力。飞机的出现使得人们跨洲旅行变得更为便捷和可控。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则把这种世界主义的观念传播推到新的高度。信息革命的基础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兴起。

  在这些技术条件下,世界上相距万里的人们通过现代通讯工具瞬间连接在一起,地球由此变成“地球村”。安东尼·吉登斯用“脱域”(disembeding)来阐释人类摆脱时空的束缚,即地域对人的束缚降到最低限度。新技术发展产生了新世界主义,同时将世界主义向更高的层次推进。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大数据的数据化、标准化和智能化。数据化是指人工智能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最终使得与社会生活相关的整个过程以数据的方式加以呈现和管理。数据本身是超越国家界限的,意识形态特征也更为淡薄,因此这种新的内涵更加接近世界主义。在大数据技术的基础上,生物个体虽然仍然受到时空的限制,但是其电子痕迹已经世界化。个体的微小举动,如微信分享,甚至可能具有世界意义。标准化是指人工智能的实现是在标准化的基础上达成的,因而需要把高度差异的内容以标准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种标准化就是世界主义的尝试。智能化是指复杂的社会劳动可以通过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支撑被人工智能代替。人工智能可以像人类的智力一样模糊性地思考问题,并且这种思考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如果说标准化是求同,那么智能化则是求异。这种智能化或者差异化同样是世界主义的内涵。世界主义要求包容差异而非消灭差异,让有差异的人们在多元的共同体内和谐共存。因此,从人类技术革命的发生史来看,技术进步对世界进步具有推动意义。而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人工智能无疑对世界主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尽管如此,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世界主义的挑战也会更加突出。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的本地化与全球性整合的终结。之前的工业革命推动了全球性整合和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例如,跨国性企业一般将研发部门设在发达国家,把生产部门放在劳动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这种传统的企业部门分布在人工智能时代将发生变化。特斯拉公司的生产模式就是典型案例。特斯拉汽车的生产工厂主要设在美国,生产者几乎都是机器人。原因在于:一方面,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电力成本很低,并且购买机器人的价格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生产部门面对的劳工问题、发展风险、政权变动风险也日益突出。因此,在美国设立生产部门似乎要比在发展中国家设厂更为廉价,这也正是美国强调“制造业回归”的大背景。

  此外,4D打印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发展。随着4D打印成本不断降低和商业模式逐步成熟,跨国公司可以把生产部门设立在与消费市场最近的地方,通过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来生产多样化的产品。这也是克里斯·安德森提出的“长尾效应”的重要结果。生产本地化的长期效应或将使得那些原先没有获得发展机会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失去任何发展的可能。现在的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以及中国等,都是在全球产业分工条件下通过产业升级逐步接近或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上游。这正是黑格尔提出的主奴辩证法的核心逻辑和核心思想。

  主人拥有生产资料,奴隶并不拥有生产资料,这是主人与奴隶区分的根本所在。但是,奴隶由于在生产过程中与生产资料在一起,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占有了生产资料。在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之后,奴隶最终变成了主人,并获得了原先主人的承认。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的思想是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关于“中心—边缘”互动的论述也是按照这一逻辑展开的。

  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伴随着生产过程的本地化,这种通过长期与生产资料在一起、充分参与生产过程来完成主奴身份转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为,按照人工智能时代的游戏规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技术条件和教育水平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连买到“船票”的机会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整合的时代可能会被终结。如果以上这些论述成为生活事实,将会对世界主义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国家可能被分裂为智慧国家和愚笨国家,人类个体也可能分裂为智慧人和愚笨人。

  第二,大众资本主义与大公司的垄断。在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前,这种趋势已经出现,戴维·科顿(David Korten)就以“当公司统治世界”来描绘这一趋势。在美国历史上,针对大公司进行反垄断诉讼是一种传统。例如,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拆分的。在大众资本主义背景下,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甚至在20世纪60、70年代之后,美国机构资本主义成为普遍现象。美国大公司的股票都是被诸如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这样的机构所持有。这其中的含义是,大公司并不是被少数的富豪所占有,而是被声称代表人民的机构所持有。正因为这一背景,针对大公司的反垄断诉讼往往在“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下被终止。

  另一个背景是,大公司往往需要与其他国家的同类型公司竞争,因此对大公司进行拆分就是削弱本国的竞争力。在大众资本主义和国际竞争的影响下,大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这种趋势在人工智能时代似乎更加显著。目前,全球最高市值的公司全部为美国软件科技公司,分别是苹果、Alphabet、Facebook、微软、亚马逊。

  这些公司都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巨头企业,而这种垄断将会对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主义带来负面影响。大公司的发展最终可能导致少数技术超人和企业精英控制全球经济和文化生产的情形。对于这一点,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在《未来简史》中已经进行了讨论。大公司的垄断看似会对世界主义的扩展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多样性的丧失,世界的未来更多表现为霸权的世界主义。由于这些对世界未来产生影响的大公司都扎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之上,因而仍然是西方世界主义公司化的版本。

4 智人的终结:奇点临近与后人类世界

  “奇点临近”是美国学者雷·库兹韦尔(RayKurzweil)提出的重要概念。简单来说,奇点就是人工智能超过人类智能的那一刻。在库兹韦尔看来,人工智能超过人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未来,智人统治世界的时代将会终结,代替智人的将是那些被智人发明的人工智能。

  库兹韦尔所代表的这种悲观观点在西方十分普遍,例如,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对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就持有相似的观点。比尔·盖茨也认同这一观点,并主张采用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征税的方式来减缓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在人类社会使用的速度。“奇点临近”和“智人终结”指向的未来世界是一个后人类的世界,这将对世界主义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既然智人的历史都有可能被终结,那么世界主义的意义究竟何在?后人类的世界将由哪些主体构成,难道是那些被人类发明并取代人类的人工智能吗?

  这类观点在西方如此流行,以至于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两个疑问。第一,为什么西方精英对人类的未来如此悲观?第二,既然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一悲惨的命运,为何不采取措施阻止这一结果发生?笔者尝试着从西方知识的发生学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由于西方的整个知识传统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叙事的基础上,人工智能对未来世界的这种悲剧性影响依然是“末世论”的翻版。“末世论”是西方基督教叙事的核心主题,即由于人类的无知、愚昧和罪恶,最终会导致世界末日的来临。从整个西方叙事来看,末日是一种天启,是为了让人感受到上帝的力量,诺亚方舟就是“末世论”的经典版本。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上帝会重新出现,拯救人类与世界末日,这就是弥赛亚的核心内涵。

  在西方文化作品中,这一主题被反复叙述。例如,美国大片中的英雄主义作品都是这一主题,《2012》、《美国队长》、《蝙蝠侠》等电影都是先勾画出世界末日的场景,最终英雄出现,拯救大众于水火之中。电影里的英雄本质上是上帝的现代版形象。在从黑格尔到福山等一系列思想家的观点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末世论和弥赛亚的影子。如“历史的终结”就是弥赛亚的版本,而这一版本的始作俑者则是黑格尔。

  因此,当人工智能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时,西方观察家和精英往往又会从基督教的叙事中思考这些问题。因此,人工智能对人类的颠覆性影响被看成是世界末日的又一展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从启蒙运动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基督教对西方的影响依然是弥散性的。虽然西方学者在公开讨论问题时依然引用“科学”、“理性”等概念,但当进入学者的生活世界进行深入考察时就会发现,即便是西方一流的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意志坚定的基督教徒。

  并且,他们坚定地认为信仰基督教与理性论证之间并不冲突,甚至认为这似乎是一种上帝的巧妙安排。从基督教叙事出发,既可以解释为何西方精英对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的未来如此悲观,也可以解释他们对悲观的未来为什么会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因为在这种观点看来,正是人类自身的原罪或人性之恶导致了人类对人工智能的依赖,因此人类最终会走向世界末日。总之,在西方基督教思想影响下的人工智能观念属于悲观的宿命论,而人工智能统治的世界将成为后人类的世界。

5 开放的世界主义:从中国传统出发的新观念

  西方学者在对待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未来这一问题上,既悲观又无所作为。要破解这一难题,就需要跳出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观进行思考,尤其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思考世界主义的组织方式和未来。中国的世界主义传统与西方完全不同。尽管古代中国在最初思考世界主义的内涵时也具有传统的帝国思维,即中国人熟知的“天下观”,但是中国传统的世界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温和的。

  因此,尽管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期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但除了个别由少数族群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权喜好征伐之外,绝大多数时期的中国对待世界的态度都是相对温和与和平的。与西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世界主义不同,从中国传统出发的世界主义是立基于共同体的世界主义。这种观念强调每一个个体首先是共同体的一份子。共同体往往始于最小单位的共同体,比如家庭,然后逐级向更大的共同体延伸。共同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既相互嵌套也相互交叉。

  当然,在共同体利益的实现上,个体对共同体的义务也具有逐级推进的特点。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概念准确地描述了这一特点。同时,与西方以基督教为本质的自由主义不同,这种从中国传统出发的世界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开放的世界主义。自由的世界主义是有边界的世界主义,它清楚地界定了朋友和敌人。只有接受了基督教价值观的人才会是兄弟姐妹,而不接受这种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人则被定义为敌人。开放的世界主义则是一个既存在内部共同体、同时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又存在交流与沟通的开放性框架。这种开放的世界主义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逐级推进。孔子在《论语》中的一段话可以用来理解开放的世界主义:“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提出的这种框架是逐级实现的,首先在家庭里要孝敬父母,出门则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朋友,为人严谨且守信用,在这样的基础上广泛地爱众人,从而无限接近“仁”的目标。这种世界主义的框架是开放而温和的,也是在行为者能力范围内可以达致的。

  第二,多元共存。中国的知识传统从一开始就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放在一起综合考虑,这就是《周易》中的阴阳观。阴阳的性质完全相反,但《周易》却把它们整合在统一的框架内,形成相互共生、相辅相成的思维框架。《周易》的这一逻辑被道家的辩证思维继承并发扬光大。道家反复强调的“有”与“无”、“大”与“小”等概念的辩证关系便是这一思维的具体展现。即便是强调家长干预和有所作为的儒家,对这种多元共存也极为强调,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观点与西方自由的世界主义的强迫性有很大区别。基督教的一神论传统产生了只有基督教的叙事是真理的观念。这一逻辑延伸到当代政治学研究中,就形成了“历史终结论”等西方所谓的主流观念,即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是好的政治制度。西方的这种观念无疑是具有强迫性和独断性的论断,而中国开放的世界主义传统则与之不同。

  第三,相互合作。西方自由的世界主义更多是依靠形成普遍性的法律框架和个体抗争来实现某种权益。正如阿伦特和阿甘本等学者所指出的,在世界主义的流动面前,这种个体性的权利很难对个体提供有价值的保护。而中国人开放的世界主义是基于共同体的世界主义,在一开始设定人与人的关系时,这种世界观就选择了互帮互助的互动模式。对于这一点最精确的表述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就要先帮助别人。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中国目前国际大战略的布局之中。中国的中长期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同时,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实施方案并不局限于国家内部,而是跳出中国来考虑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沿线国家发展基础设施,提高沿线国家人民的经济能力和生活水平,最后,这些国家会反过来助力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同成长,形成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四,自身互动。需要强调的是,西方自由的世界主义希望诉诸基督教的弥赛亚来实现最终目标,而中国开放的世界主义则是通过行为者自身的互动来实现。中国文化的唯物主义传统从一开始就很强烈,宏大目标的实现并不是依靠强大而神秘的不可靠力量,而是靠行动者的学习,努力和协作.这一点在《论语》中的表述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留给后世的忠告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到了孟子那里就变成了“人皆可以为尧舜”;在道家那里变成了人人可以通过修炼成仙;在佛教禅宗那里成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文化传统是一贯的,即不依赖外在的神秘主义力量,而是注重行动者内在的互助和协作。

  开放的世界主义对于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突破西方宿命论的悲观主义。其主要启示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逐级推进提醒我们,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是长期的过程。由于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深度影响刚刚开始,因此对人类的思维定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引起了人类的恐慌。这种恐慌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第一波人工智能浪潮中就已经出现过。所以,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人类大可不必如此紧张。当然,人类要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予关注,从容应对其长时段的深刻影响。

  第二,多元共存提醒我们,未来将会出现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长期共存的情况。这一点在人类社会的最初发展阶段就已出现。人类为增强自己的能力而实施的机械化和自动化都可以被看成创造人工智能的努力,只不过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功能和作用进一步加强。这里可以引用棋类比赛的例子加以说明。在卡斯帕罗夫被“深蓝”击败之后,国际象棋的国际性比赛往往采取“人+机器”的模式。可以预计,在柯洁被“AlphaGo”击败之后,围棋的国际对弈也会采取“人+机器”的模式。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人和机器的共存,或者说机器协助人实现更高目标,将会成为更主要的模式。

  第三,相互合作提醒我们,人与机器的相互合作在未来可能是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重要途径。目前,全球治理中的多数问题,如贫困、健康、资源短缺等,都可以在生产力大大提高的基础上得到缓解和消除。人工智能无疑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也是世界主义在未来实现人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关键。简言之,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是突破世界主义难题的关键内容。这需要在更大程度上将人类的智能与人工智能进行更高程度的协调,共同解决上述问题。

  第四,自身互动提醒我们,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为人类改善治理状况的前提下,要通过自身努力规避和防止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中国的传统中并没有末世论的表述。与西方观察家相比,中国大多数学者对人工智能在未来世界的影响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中国人的核心观念认为,无论如何,人类总能找到与机器和谐相处的方式。此外,中国人的中庸和适度的观念也会提醒我们,在使用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时采取相对克制的态度。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注释略)作者: 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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