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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孙壮志 等:中亚,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

  嘉宾

  许 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所研究员

  孙壮志 中国社科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

  昝 涛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孙 力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

  主持

  葛 军 《世界知识》杂志编审

  最早提出“中亚”这一学术名词的,是19世纪德国著名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他在晚年撰写了一部著作《中央亚细亚》,首次使用了“中亚”这一称谓。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亚”这一地理概念的含义发生过多次变化,而每一次变化往往都与当时围绕这一地区的大国角逐和中亚地缘政治角色的变化密切相关。

  公元前四世纪,东征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攻下中亚的撒马尔罕城时曾惊叹:“看来我所听说的关于撒马尔罕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它却比我想象的伟大得多。”曾经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而繁荣过的中亚城市远不只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奇姆肯特,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贾拉拉巴德,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胡占德,土库曼斯坦的马雷等。

  历史的辉煌映照出现实认知的暗淡与空白。仅仅在20多年前,“中亚”这个地理概念尚不被很多人知晓。作为苏联组成部分的中亚呈现为一个当代的断层。苏联解体后,中亚作为冷战后新出现的地缘政治板块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然而,中亚的历史命运到现在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亚仍然是被周边或远方的力量所控制、掌握和引导,中亚地区社会发展的矛盾性和国际社会影响的多向性,注定了中亚各国地缘政治角色转换的艰难。

  —— 《世界知识》编者手记

  中亚地缘政治环境的变与不变

  许 涛: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中亚五国获得独立已接近1/4世纪。在这个不算短暂的时期中,中亚各国所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归结起来最主要的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对中亚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权力中心由单一性向多元性变化,而且这一变化趋势先是从质到量的突变、后是从量到质的渐变两种变化方式的复合过程。

  二是中亚地区自身存在的地缘政治要素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一些历史传统中的政治文化要素对各个独立民族国家的进程产生着关键性影响,甚至与多元化的外来影响共同塑造着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

  三是中亚地区各国在寻找和探索各自发展路径的实践中,差异性已经逐渐形成,以“中亚地区”和“中亚五国”高度概括出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对外关系领域中的共性特征越来越困难。

  毋庸讳言,总结出这些基本的变化轨迹有助于加深对当今中亚地区特点的认知。但是,同时还应该从更长远的历史维度来观察今天的中亚地区,这就是中亚地区所处的基本地缘形势并没有变。譬如,尽管中亚地区以五个民族国家为标志的域内权力中心已经确立,并逐渐走向成熟,但它们并没有强大到可以抗衡和抵消外部大小权力中心影响的程度,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时代。这似乎使中亚地区又“回归”到了18世纪、19世纪的“大博弈”时代,但实质上的不同却体现在所有的指标中。这种总体形势上的继承性决定了中亚总体地缘特色不变的一面,而独立后地区内及周边政治、经济、安全格局的发展又决定了中亚地缘政治环境在20多年中发生巨大变化的一面。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的纠结中,中亚地区政治文化在矛盾中曲折发展前行。

  被忽视的内部差异性

  孙壮志:

  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相继独立。虽然在表面上他们是按照西方的体制去构架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但实际上它们是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苏联时期的道路,一条更加适合本国国情、具有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观察中亚国家的政治进程和经济转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性特点,这些国家都曾与俄罗斯有着比较密切和天然的联系,这给它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和冲击。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俄罗斯的联系更加紧密,独立初期与俄采取了同样的发展模式。1993年以后,哈、吉两国逐渐意识到,亦步亦趋地模仿俄罗斯的做法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开始探索更适合自身具体情况的发展道路。近些年来,中亚国家希望能够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本国的条件和特点,认为中国模式拥有自己的特色,因此逐渐对中国的改革经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研究中我们经常将中亚地区视为一个整体,更多关注其相似的方面,其实中亚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少差异,而且这种差别会越来越大。

  首先,这五个国家的资源状况和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战略资源非常丰富,前几年能源价格比较高,对它们的发展比较有利。但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则资源相对匮乏。而乌兹别克斯坦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拥有较完整的经济文化体系和民族国家的建设经验,独立后也表现出更为自信和独立的倾向,这是与其他中亚国家的不同之处。

  第二,独立后20多年发展水平不平衡。如果说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是无法改变的,那么政策和发展道路则是人为选择的。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的情况与其他中亚国家相差无几。当时,哈境内的哈萨克族人只占全部人口的42%,面临着营造民族国家凝聚力的艰巨任务,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实施了比较成功的政策,对内主张各民族和睦相处,成立各民族大会;对外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支持俄在原苏联空间实施一体化政策。哈在引进外资、推进非国有化等方面的措施也较为稳妥。而其他中亚国家在内部民族政策和对外开放等方面都有一些失误,导致社会经济发展走了一些弯路。政策差异是造成中亚各国发展不同步、不平衡进而形成巨大发展差异的原因。

  第三,外部力量的推动。大国对中亚五国的政策是有区别的,不同的大国在中亚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战略选择,这种状况使中亚国家开展国际交往时面临不同的问题。比如,阿富汗战争之前,美国中亚政策的重点是在中亚国家推动所谓的“民主化”,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很重视,给予的支持也更多一些。阿富汗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了政策,对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逐渐加大援助力度,因为这两个国家与阿富汗接壤且有众多跨界民族,在美国反恐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凸显。因此,在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外部的选择、支持,造成中亚国家自身发展不平衡。

  最后一点,各国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中亚国家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传承、宗教信仰和为人处事的方式。独立后,这些国家主观上更加强调各自的民族特性,民族意识逐渐加强,传统元素不断发育,进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日益显现和清晰。比如乌兹别克人是传统农耕文化的代表,而哈萨克人则更多具有游牧文化的传统;塔吉克民族语言属于波斯语系,不同于其他突厥语系的中亚民族语言;相对来说,中亚南部地区伊斯兰教的影响更深入,教派更为复杂。

  世界历史中的中亚认知:征服与被征服

  昝 涛:

  2010年我曾组织过一个研讨会——“世界历史上的中亚”,请历史学家来谈中亚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中亚中心区,以及探讨如何认识中亚对中国的意义。英国地理学家与地缘政治学家约翰·麦金德曾认为,在地缘政治学上有个所谓的“欧亚大陆岛”,中亚地区就是其枢纽。不过,这个说法的基础是一百年前的那个时代的技术手段所能达到的限度。而在今天看来,随着飞机、高铁等便捷交通工具的出现,这个“地缘政治枢纽”的说法或许需要修改了。

  从历史角度来谈中亚,一般不仅仅局限于中亚五国。比如,有一个“内亚”的概念,其范畴要大一些,会涉及南亚的北部一部分、我国新疆的部分地区、蒙古国的一部分和俄罗斯的南部地区,这是一个“大中亚”的概念。今天的中亚五国,官方语言是俄语,也讲突厥语族的不同方言和塔吉克语。从历史角度来说,塔吉克语所代表的反而是曾经比较普遍化的中亚语言。后来出现了“突厥化”,现在的“大中亚”地区大部分讲突厥语的某种方言。这与历史上突厥部落的活力有关。“突厥化”,从语言竞争的角度来说主要就是排斥了属于“印欧语系”的、今天称为塔吉克语的这种方言。塔吉克人也是中亚地区惟一一拨逃过了“突厥化”的人。

  历史上的中亚地区和如今中亚的格局是有一定联系的。对这个地区应该有个定位,直到现在我们谈及中亚地区时必定要谈周边,这不光是从地缘格局和政治博弈的角度来说的,单从历史地位来说也是这样,因为中亚人几乎没有自己记录下来的古代历史,主要是周边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记载。中亚的历史命运到现在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亚仍然是被周边或远方的力量所控制、掌握和引导,因此,对中亚的理解必然要结合内外两个因素。

  我们观察历史上中亚的地理位置就会发现,其实它是几大文明扩张的极限。华夏文明从中原地区向外扩张,从商周以来扩张到这一极限,即帕米尔高原这一带。西北那个地方也是扩张最难的,因为要面对北方大量高度组织化、战斗力很强的游牧民族。汉武帝时,人们对这个地方还缺乏认识,于是就派了张骞去。张骞回来后汉武帝问他:“那里适合种地吗?”从这样一句问话可以看出,中国的扩张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的思维,这是很自然的,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有所不同。

  在俄罗斯征服中亚之前,不管是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各个方向来看,对这一地区的征服都受到比较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和阻断。公元7世纪开始,伊斯兰文明首先征服了伊朗这个地方,并以伊朗为根据地,扩展了伊斯兰文明的影响。而伊斯兰文明最早征服的中亚地区就是阿姆河和锡尔河这个小两河流域,而且是较为顺利地得以扩展。

  在伊斯兰文明来到中亚时,突厥的扩张也开始了。今天从突厥语言的角度来说,突厥不仅是游牧部落联盟的扩张,也是一个文明的扩张。毕竟,从语言的角度来说,突厥语覆盖范围很广。今天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之间,相互沟通不是非常困难,只是相互之间的方言不同而已。

  自从突厥和伊斯兰文明到来之后,中亚地区便进入了一个“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同时并进的过程。“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是相互加强的,而与此同时,华夏文明向西也达到了其扩张的顶峰。公元751年爆发了具有文明上重要象征意义的塔拉斯战役,可以说这是华夏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遭遇”。从那以后,中亚地区的历史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实,这场战役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在文明史上则意义重大。首先,造纸术由此而通过唐朝俘虏经阿拉伯人之手西传,影响到中东和欧洲;伊斯兰文明在此后开始覆盖并直到今天一直主导着中亚,并且逐渐东扩,来到中国的新疆、甘肃、陕西、山西、宁夏这一带,也部分地渗入中原地区。相对而言,华夏文明此后长期处于守势,回归到了传统的控制区域。蒙古人的扩张虽然是向西、向南征服,但最终带动了伊斯兰文明向东的扩张,而不是华夏文明的扩张。因此可以不太恰当地说,今天的文明地理版图其实是公元751年以后逐渐形成的,当时唐朝的国力已经没有能力再“保护”中亚了。大约到公元13世纪的时候,“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在这一地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前面没有提到的是,“伊斯兰化”在中亚地区主要面对的文明实际上是佛教。中亚的不同民族在伊斯兰教到来之前普遍是信奉佛教的。在“伊斯兰化”的过程中,佛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也是非常激烈的,佛教徒也曾以武力反抗,不过最后都失败了。具有象征意味的是,阿富汗塔利班在21世纪还炸毁了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这或许可以看成是历史上伊斯兰文明与佛教文明之间在中亚地区竞争关系的余音。

  实际上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从“内亚”的范畴来看,这个地区对于周边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经常会从这个地方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以游牧征服的方式建立起大帝国,并深刻地影响了欧亚大陆的人类历史。这一波最后的潮流是发生在14~15世纪的“跛子”帖木儿通过征服建立大帝国。当时帖木儿就是从中亚扩张出去的:往北,打败了金帐汗国;往西,冲击了奥斯曼帝国,到达安卡拉,并攻陷大马士革;往南,征服伊朗和南亚部分地区;往东,还曾觊觎明帝国。尽管帖木儿的帝国是昙花一现,但他的后代往南还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南亚次大陆上的莫卧儿王朝。

  帖木儿征服可以说是中亚地区最后一次能量的总爆发,从那以后在中亚地区再没出现过大的建立帝国的征服。之后,打败了帖木儿帝国的乌兹别克汗国开始支配中亚地区,由于周边也都开始了帝国开拓和巩固的过程,游牧汗国感受到压力,并不得已往定居化发展。1500年以后欧亚大陆上形成了几大帝国,如奥斯曼帝国、伊朗的萨菲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中亚那时是乌兹别克汗国,当时它的领土面积要比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大。因此,乌兹别克人的历史记忆中有这样的一个大国和大民族的意识,现在他们还自称帖木儿的后裔,以至于你不能跟乌兹别克人说“帖木儿是蒙古人”。

  16世纪以后,北方的莫斯科公国逐渐兴起,直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人彻底征服中亚地区。俄国不再是传统帝国的权势轮替,而是代表现代性的力量的扩张。俄国征服伴随着移民。俄国人最终在中亚建立了更为有效的统治,最终造成中亚地区很多地方人口比例的巨大变动。苏联解体后,在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它境内有些地方的哈萨克族人口还不如俄罗斯人多。历史地看,俄罗斯人在这个地方有效的统治不仅体现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也体现在对“突厥斯坦”所实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苏联在20世纪创造的今天中亚地区的五个“斯坦”的雏形,作为那种分而治之政策的具体体现,也不能说不成功。如今,中亚国家的民族意识和主权意识日益增强,一直存在“去俄罗斯化”的思潮,而且对“大突厥主义”也不感冒。这一现象与这段民族塑造过程是有密切关系的。

  多种因素注定中亚各国地缘政治角色转换艰难

  许 涛:

  中亚地区社会发展的矛盾性和国际社会影响的多向性,注定了中亚各国地缘政治角色转换的艰难。

  一、 政治体制上的威权主义与选举政治间的平衡。中亚民族在长期游牧历史中形成的部族政治文化传统,在独立后与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强大政治资源相结合,形成了多数中亚国家当前仍保持着总统制政权体制。这种以“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为特征的总统制政体,以高度集中的权力掌控着各自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在“草创建国”时期克服经济持续下滑、抵制宗教极端主义抬头、凝聚主体民族向心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在社会重建的过程中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家族势力,这种势力在各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占有显要地位。

  目前,中亚各国都试图推动各自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公民社会建设,由总统制向议会制过渡成为重要措施和指标。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在形式上完成了这种过渡,但实际上的总统制仍在发挥作用。而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汇集了吉尔吉斯斯坦各派政治力量的诉求,政权改革成败与否将面临考验。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也都尝试着由扩大议会权力开始政体改革,但国内政治矛盾的加剧和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影响,迫使这种改革浅尝辄止。今年3月和4月卡里莫夫总统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分别以78岁和75岁的高龄再次连选连任,创下了独联体国家“老人政治”之最。

  二、 在国家经济上的独立发展与区域一体化之间的抉择。苏联建立时期的中亚民族国家划界和建设时期的国民经济布局,造成了现在中亚各国经济发展资源上的极大不均衡。而且,原来的共有资源(跨界河流、灌溉系统、铁路公路、电力网络等)独立后呈现出主权化、碎片化,不仅成为掣肘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而且还成为引起各国间国家关系交恶的诱因和报复邻国的手段。中亚国家领导人已经不止一次地警告,中亚地区的跨界水资源之争有可能引起地区内的局部冲突。解决中亚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相对合理分配的根本出路,在于逐步推动和实现适合本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其实,中亚各国的精英层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现实。1994年4月,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曾经建立“中亚经济联盟”,并签署了到2000年在中亚地区建立统一的经济空间的条约。为了达到这一阶段性目标,上述中亚三国达成了彼此取消关税壁垒,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协调各国的经济法规,在交通运输领域实行统一协调的制度,鼓励建立跨国合资企业等措施。在原有的强大经济体系解体后,作为破碎部分的中亚各国希望重新聚合到一起,基本是一种“集体自救”的心理在发挥作用,尚无暇仔细考虑地区经济发展长远方案,不过这毕竟属于建立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次冲动。然而,这种冲动很快就被中亚各国间的固有矛盾和发展分歧所淹没。“中亚经济联盟”的无疾而终,并不意味着中亚各国就此放弃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上的追求。但任何一个中亚国家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挑起一体化领导者的大旗,而域外大国急于扮演这一角色的又往往不能排除“额外”的和“附加”的地缘政治目的。从美国的“大中亚伙伴计划”到“新丝绸之路战略”,从俄罗斯的“关税同盟”到“欧亚经济联盟”,看来都没能够为多数中亚国家提供可以得到普遍认同的方案选项。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注定了中亚国家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前景。中亚各国的利益分歧、发展道路的差异和大国博弈的分化作用,将使任何一种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的实施困难重重。可以想象,中亚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仍将在矛盾、纠结中起步,在曲折、反复中徘徊与发展。

  三、 在社会文化上的迎合现代化与保留传统间的纠缠。整个中亚地区虽然80%以上的人口属于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但由于俄罗斯征服中亚后东正教传播的历史和苏联时期“无神论”宣传的影响,各国社会的世俗化程度都比较高。独立初期,中亚各国领导人都曾经试图从各自文化传统最直接的元素——宗教和民族中寻找填补苏联社会意识形态坍塌后的新支柱。对于新执政的中亚民族精英来说,这是一个在度上很难把控的工程,它既可以焕发出国民建设自己的民族国家精神大厦的高度热情,但也是对苏联初期反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否定,其中分寸上拿捏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非主体民族中分离主义倾向的加重,宗教极端主义的不断蔓延,尤其是世纪之交“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中亚南部制造了“巴特肯事件”,以及周边国家利用“突厥民族大家庭”和共同宗教的渗透,都使中亚各国领导层在各自民族国家的文化塑造过程中谨慎起来。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文化影响,中亚各民族国家将坚持怎样的主体文化以适应与世界的逐渐接轨,土库曼斯坦前总统耗费数年写作《鲁赫纳玛》、乌兹别克斯坦将传统社区“马哈拉”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基层单位,等等,都属于在这个领域中的积极尝试。苏联解体20多年后,独联体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来越明显。就大欧亚地区而言,中亚仍然属于文化上相对封闭的地区,与政治、经济稳定相适应的文化守势始终占据主流。这种滞后状态势必妨碍中亚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游离与创新和保守之间的民族文化心态却难彻底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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